四分之三世纪过去了，贝聿铭的英语依然带着口音，偶尔还会冒出语法错误。但他说话和举止就像他的衣着一样优雅。事实上，在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中，这位拒绝教书和创立理论的建筑师是不合潮流的。他把商业和文化两方面融合得貌似天衣无缝，让其他建筑师感到了怀疑。他是怎么把商业与建筑艺术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呢？“我想，建筑的艺术方面对我来说是天生的，”他一点都不假装谦虚地说道，“我母亲是艺术家，诗人。商业方面则是后天的（他父亲是一个银行家）。出了学校后，我在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工作，我在那里学到了建筑的商务方面。如今这两种工作我都能轻松应对。”

从1948年到1955年期间，贝聿铭投效作风张扬、嗜抽雪茄的纽约开发商威廉•杰肯多夫(William Zeckendorf)，设计出了许多令人难忘的作品。贝聿铭曾说过：“伟大的艺术家需要伟大的客户。”在职业生涯后期，他几乎一手缔造了达拉斯市区的当前风貌，在那里设计了规模宏大的市政厅（1978年）等建筑。当我提起我最近去过那里时，他问我：“亨利•摩尔的雕像还在那儿吗？你知道，我帮助促成了这件事——我去了Much Hadham（位于英国赫特福德郡的一个村庄，是摩尔当年的居住地，如今设有亨利•摩尔基金会）。”

贝聿铭设计的一组摩天大楼和造型怪异的巴洛克式莫顿梅尔森交响乐中心(Morton H Meyerson)等建筑，使得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把达拉斯比作“平庸的震源地”。对此，贝聿铭的自我辩护显出一贯的冷淡：“在达拉斯，我是为人设计，而不是为地方。他们很多人来自纽约。它不像休斯顿这样的石油城市，它更像东海岸。达拉斯其实与纽约没什么不同。”

在采访中，贝聿铭只有两次显得被难住了。第一次是我问他有关战时服役的事情，当时他加入了国防研究委员会(National Defence Research Committee)，对此他说，“学习的是轰炸和摧毁，而非建设”。第二次是我把话题引回肯尼迪图书馆的时候。“建这座图书馆十分艰难，”他说道。“杰姬和博比•肯尼迪向我们提了出来（那是在1963年约翰•肯尼迪遇刺的一年后），他是个英雄。”据报道，杰姬•肯尼迪曾说，选择贝聿铭，“其实是从感情上作出的决定。他（贝聿铭）非常有前途，就像杰克一样。他们同年出生。我想，与他共同做出一个壮举，会很有意思。”然而，这个项目非但不是一次壮举，而且始终难以顺利推进，卷入了当地的政治活动之中，并且屡经修改。不过，与困扰卢浮宫金字塔项目的政治活动相比，这算不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