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晓明：合一建构

近日，陆晓明的个人作品展在汉开幕，主题为“合一建构”。展览精选了他20余件代表作品，包括不少武汉城市地标，配以丰富的建筑模型、大量的手绘。从业33年，陆晓明完成了湖北省博物馆新馆、湖北省图书馆新馆、光谷国际网球中心、辛亥革命博物馆新馆、湖北剧院等一大批武汉公共建筑设计，为城市融入荆楚神韵。

陆晓明表示，当代中国建筑一定要结合传统文化、现代科技、自然环境，形成一种新的融合提升。

他的建筑有荆楚风格

在武汉，陆晓明的许多作品都是地标性建筑。

最具代表性的湖北省博物馆新馆。馆内明亮、艺术气息浓厚，荆楚风格更为灵动；楚国常用的“饕餮”纹贯穿建筑的外观到细部装饰，令荆楚特色无处不在，润物细无声。

他设计的辛亥革命博物馆新馆（现更名为“辛亥革命博物院南区”），位于武昌首义文化区轴线，建筑的外部结构采用现代化的轻质化材料，颜色却凸显厚重的历史感，一方面与黄鹤楼、蛇山炮台等呼应，一方面又与中轴线上的红楼遥相对望，在空间上产生对话，设计极富巧思；湖北剧院的设计也匠心独具，开敞的城市公共空间，配以特色歇山屋顶与周边环境融合；沙湖之畔的湖北省图书馆新馆，建筑外观由一根根线条阵列组合，灵感源于南宋马远所作的十二幅《水图》，用线条展示水的灵动，仿佛是沙湖的涟漪一圈一圈漾到岸边，入口的荆楚风高台阶营造流动的“滨水”氛围。

南方建筑之中，荆楚和岭南是两大代表风格，涌现很多行业大师，荆楚风格作为本土建筑文化的重要传承，在陆晓明的从业生涯之中得到充分表现。

从事建筑设计33年以来，他设计类型广泛，从写字楼到酒店，从机场到超高层，从体育场馆到博物馆，从剧场到商业综合体，从建筑设计到城市设计，作品遍布全国各地。陆晓明表示，“合一建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中萌芽和发展的。

“合一建构”可以解读为理论层面的“合一”+技术层面的“建构”，也可解读为将“一”“建”“构”合为一体，“一”对应哲学文化层面的“承文”，“建”对应现代科技层面的“合技”，“构”对应自然环境层面的“融境”。

将建构与传统文化、现代科技、自然环境相融合，形成具有创新性的设计理念和美学内涵，是中国式人居环境营造智慧的现代解读。

做有时代感的建筑

陆晓明小时候就喜欢绘画，爱搭模型，虽从未接受过专业训练，但乐此不疲。曾因物质条件匮乏，无钱买橱窗中心仪的汽车玩具，自己用卡纸糊了一个；他还会用硬纸壳搭建小房子，钻进去享受狭小静谧的空间。

时间如此神奇，儿时专注的某种东西，决定了今后要从事的职业，或许当建筑师的想法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从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毕业后，陆晓明成为一名职业建筑师。1991年，他来到深圳、珠海，踏上了沿海第一批改革开放的热土，感受到了经济腾飞与时代的巨变，与国内外著名设计单位同台竞技——中民时代广场、深圳市检察院办案业务楼等一批项目也孕育而生。

1998年，陆晓明赴日研修归来。他慢慢地开始思索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以及材料、形体对建筑的影响，逐步形成了今后在现代建筑创作中发掘本民族传统建筑的特征，用当代的语言加以演绎的设计思路。“最美的建筑，应该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之上”，他越来越体会到“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创作出具有时代感的建筑作品，可能是每个中国建筑师都要思考的问题”。

陆晓明回国后第一个重要项目是湖北剧院，该项目落成之时，正好是他从业十周年。他说，可以用“十年磨一剑”来表达当时的心情。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他又陆续设计了琴台文化艺术中心、辛亥革命博物馆新馆、湖北省图书馆新馆、神农架机场航站楼、光谷国际网球中心等一批公共建筑。他不断尝试着在现代建筑中注入地域传统文化元素，创作出灵动、恢宏、浪漫的当代荆楚建筑。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的忠实爱好者，他醉心于建筑古迹与古籍，利用闲暇时间巡游国内古建遗存。徜徉在这些优秀的古建之中，他常常能领会到中国建筑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激发了他从中汲取营养，潜移默化地激发了创作的欲望。

陆晓明常常对团队的设计师们说，“不要止步于做一名工程师，要做一名建筑师”。工程师更偏重于解决技术问题，但建筑师其实需要横跨人文与科学两个方面，“自我要在文化、理论方面有一些建树，才能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

荆楚文化带来无穷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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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有许多您的代表作，包括湖北省图书馆新馆、辛亥革命博物馆新馆、湖北省博物馆新馆、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您曾提到，建筑师要通过空间来叙说历史，做出有生命力的建筑。您认为建筑师应该如何激发建筑的生命力？

陆晓明：一个建筑如何焕发活力，需要在它的使用过程中看它如何给人们的生活提供更多可能性。比如，当时我们做湖北剧院的设计时，就考虑到公共空间的开放性。

在方案设计中，我们选取的主题是“黄鹤、古琴、歇山”，体现的是传承和创新的设计理念，兼具地域性和时代感。

剧院地处武昌城中心区阅马场，这里是一个文化氛围浓厚、自然环境优美、建筑古迹遍布的场所。我们通过对第五立面的处理转译了传统古建筑歇山屋顶的意象，尝试着以含蓄的方式唤醒历史文脉，同时在建筑体形上也追求灵动、飘逸，符合中国古代建筑的神韵。

另外，我们考虑到这一块的用地条件有限，且交通复杂，决定将剧院底层的一半架空开放，形成一个市民可以随意驻足的灰空间，架空层与建筑前广场共同形成了城市公共场所，而上部的大悬挑不仅解决了剧场内部空间的需求，还创造了具有标志性的文化建筑形象。

在选材方面，我们选用冷峻色调的铝镁锰合金和透明玻璃等现代材料，玻璃幕墙采用当时先进的接驳式体系，使其变得更为通透，让观众可以毫无阻碍地欣赏周边自然与人文美景，也为城市带来活力。

其实，当时这个想法是比较超前的，很多人不理解，“我们门厅怎么能够开放？一定要把它封起来”，经过多次沟通，他们最后还是理解并支持了我们的设计方案，我非常感谢他们。

后来，我常常去湖北剧院那边逛逛，看到市民在这里看剧，在开放的公共空间锻炼身体、享受生活，觉得很是欣慰。

建筑与环境的融合、灵动与通透的结合、造型与结构的整合等追求，这些在我后来的作品中也在呈现和升华——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对建筑生命力很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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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曾在设计中提到李白、提到楚辞、提到庄子的哲学……有哪些中国文化精髓给予您丰富的设计灵感？您是如何运用到设计之中的？

陆晓明：我觉得这些文化精神都是相辅相成的。其实中国的哲学文化是一套完整的体系，就拿儒学来说，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儒学始终是居于统治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中国古代社会几千年中的精神主轴。

儒家思想对建筑价值观产生巨大影响，它左右着中国古代建筑的营造技术和建筑营造制度。例如儒家思想讲究等级秩序，追求仁、义、礼、智、信、中庸与和谐。儒家思想对古建筑的影响突出体现在建筑类型、选址、规划、设计和布局上，儒学还主张尊卑有序，上下有别，注重用建筑来体现尊卑礼序。

我们所在的湖北，其实是老庄哲学发展的地方，重新审视哲学史上的《老》《庄》和文学史上的《庄》《骚》时会发现，它们都是楚文化的精华。荆楚之地是追求浪漫灵动的，这跟儒学是相辅相成的——但也有一些区别，例如对生命的感悟等方面。

屈原的《天问》就是如此，它绮丽而浪漫，问天求索，成为千年之叹。他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这种叛逆的精神，路漫漫其修远兮，具备着研究者应有的质疑与反思精神。

建筑应该反映时代性，也就是反映当代的文化，它不仅仅是复原传统的文化，而是应该体现当代特有的气质，应该是将不同时代的文化运用到建筑设计当中，在以往那些建筑设计中，我会有意识地从这些方面寻找灵感，并运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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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需要长时间的凝练，从吃百家饭到自成一格，建筑师的作品如其人。您经过了职业生涯三个阶段，如今形成静稳隽永、恬淡洒脱、清雅出尘、禅意空灵的风格，这样的风格还会有变化吗？您是如何通过这样的风格来表达建筑的中国风尚？

陆晓明：建筑师的风格都是通过探索慢慢实践，然后形成初步的风格。回忆我的整个成长过程，在华中科技大学求学那段时间给我的影响比较大，也逐渐形成了我求新求变的创作思路。

在华科大学习时，老师们强调创新，强调学术上的百家争鸣，这是很好的启蒙。来自各个高校及设计院的老师们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各个方面的“营养”——这可能跟传统的那种强校还有一些区别，传统强校可能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模式与风格，当然也有它的优势。但是我觉得恰恰是华科大这种杂糅的“吃百家饭”的传授方式，对我们求学者来说是极好的。

后来，我去珠海、深圳做设计，继而出国研修、实践，慢慢感悟到还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来梳理设计的脉络，形成自己的风格。接下来做湖北剧院、辛亥革命博物馆新馆等项目中，就往这个方向探索琢磨。

随着阅历增加及对文化的深入研究，我现在可能比以前更内敛了一些，少了一点张扬的东西，多了一些纯粹的东西……这是自我风格转变中的一些变化。

以后还有什么变化这也说不准，在一个建筑师的成长过程中，风格肯定是会有一些变化，这也是逐步调整、完善自我的过程。

体现时代性，也彰显历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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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建筑除了观感美感，实用功能的现代性到底怎么样？

陆晓明：实际上，对于建筑设计师来说，作品实用功能的现代性是首要考虑的问题。建筑设计师跟画家、雕塑家还是有区别的，画家、雕塑家可能讲究作品的美感及艺术性，这是他们的第一追求，但是设计师做建筑就是给人用的，让使用它的人觉得用起来方便，功能是它最底层的逻辑。

在满足其功能性的基础上，再来体现它的文化属性、科技含量，包括与环境的融合等。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是一个成熟的建筑师都要首先考虑的。但是这种功能性也不是墨守成规的，比如我刚才提到的湖北剧院的设计，其实是在创新性的前提下，提出了一种更具有前瞻的功能性，也就是在不影响其使用功能的情况下，提供了更多功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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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看来，什么样的设计称得上是具有中国思想的设计？

陆晓明：具有中国思想的设计一定要体现时代性，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中国思想是具备文化属性的，如何从文化角度来体现设计的现当代性，是需要系统性地学习与实践的。

我就结合工作来谈谈两个例子吧。

一个是关于设计湖北省图书馆新馆的体验。省图书馆规模很大，位置临近水边。设计的时候，也是绞尽脑汁想找灵感，直到我看到了南宋马远的《水图》。画中有洞庭风习习，起伏的线条组成细密柔婉的波浪，渐渐向远方淡化，最后虚幻成水天一色；也有层波叠浪的壮阔，大幅度起伏的波浪用粗重的颤笔画出，浪谷间卷起浪花。

这给了我巨大的启发：马远用线条抽象地表现水波，我们能不能从一根线条来体现设计的精髓呢？一根线条犹如最简单的“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对老子哲学思想的独特概述，寓意着内在的和谐和无限的可能性。

我顿时茅塞顿开、灵感突现，决定采用水平线条来找形。三维建模时采用水平横向曲线线条密排后，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视觉效果，有如鹤翼展开一样具有气势、非常贴合整体构思，我一下子找到破题之法。

与常规的由外而内的建模方式不同，湖北省图书馆新馆采用由内至外的方式。室内中庭以水平曲线组成，通过遮阳和栏杆扶手的均匀排列，形成如鹤如凤、似云似水的空间效果。

从室内再转向室外，采用统一的手法加以变换，通过外立面曲线的水平排列、律动组合比拟行云流水的顺畅自然。从湖面开始的退台处理呼应了沙湖的自然景观，建筑东西两翼的灵动舒展暗喻楚天鹤舞，形象抽象而飘逸。

建筑采用对称格局。中部曲线平滑内凹，顶部曲线向外突出，形成中央主入口，仿佛吸引读者进入图书馆去探索知识的奥秘，有意压低的建筑入口和进入建筑后中庭的豁然开朗，形成欲扬先抑的心理过程，加强空间的感染力。

设计湖北省博物馆新馆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过程，它的难度非常高。在东湖边，我们是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省博老馆的。如果做个高大建筑把它遮挡了，就会破坏整体环境——我们当时也是从跟环境相融的角度出发，设计中将新馆的高度降低，保持着自然环境的天际线。

我们还摒弃了传统博物馆的中庭设计，采用“边庭”加展厅的分布方式，有效提升内部空间使用率，边庭临湖一侧设计落地玻璃窗，实现270°观湖的效果，旋转式的楼梯、树状的天然采光支撑柱，让人们的动线从历史厚重感逐步过渡到明快空间，有从博物馆切换至艺术馆的既视感。

现在，省博新馆成了拍照打卡地，人们在参观之余，喜欢在这里休憩、摄影……我来这里参观的时候，看见这些场景，感到很激动，当初设计的理念都一一吻合了，甚至比在图纸上看到的效果还要好。

 

从中国传统之根萌发枝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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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全世界的建筑历史与文化，中国建筑有怎样的地位？目前正处于怎样的发展态势？

陆晓明：世界上许多设计师对中国的传统建筑是称赞有加的，包括美国著名建筑师、流水别墅的设计者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他曾对梁思成说，最好的建筑理论在中国。这是国际大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建筑思想的肯定。

普利兹克建筑奖被誉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王澍是中国首位获奖得主。当时，普利兹克建筑奖暨凯悦基金会主席汤姆士·普利兹克评价称：“这标志着中国在建筑理想发展方面将要发挥的作用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此外，未来几十年中国城市化建设的成功对中国乃至世界，都将非常重要。”这也是国际上对中国建筑师及中国建筑发展的肯定。

实际上，传统中国建筑为什么形成了国际上独一无二的流派，也是跟中国的哲学思想体系有着深远关系的，它完整地反映了一套体系，包括当时的生产力、当时的科研技术，以及技术跟文化和环境融合的状况——我们现在的设计也是强调一样的方式，用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跟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结合，然后在当下环境中融合。

目前，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将传统文化传承、发挥、创新得更好，我们要和众多建筑师们一起探索这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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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聿铭一生都在探索一条中国建筑的现代之路，他认为中国建筑的根可以是传统的，而芽则应当是新芽，这也是中国建筑的希望所在。在您看来，这个“新”指的是什么？

陆晓明：我理解的这个“新”指的是在传统基础上的一种创新，它并非脱离传统的“新”，而是“根在传统上”，新芽是从根里而来，它们之间是有血缘关系的。苏州博物馆就是最好的例子，博物馆呈现了贝聿铭设计的许多几何和视觉元素，例如方形、矩形和金字塔，设计灵感来自传统的苏州建筑，使用了白色的灰泥墙、深灰色的瓦片屋顶和园林——在这种交融之中，你一看就知道它是来自苏州文化底蕴的东西。

现在，我比较喜欢读那些偏文化历史方面的书，每去一个城市，也必定会去当地的博物馆走走看看，有时候觉得文物比文字表达得更直观、更深刻。

不同的文化脉络反映着不同时代的哲学思想与文化理念，我们应该多汲取这方面的养分，这些对建筑设计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也和许多建筑师一起在探究、思考外来的文化如何在中国融合发展、萌生新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