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

Q：1945年，你加入了巴西共产党。据说这个身份让你多年无法进入美国？

A：上世纪50年代，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都请我去执教，但我被美国拒签了；20年后，美国又一次拒签我。这说明，我的立场没变，美国也没变。我喜欢美国人，只是不喜欢美国国务院对拉丁美洲的态度。也许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人人平等，但现在是不可能实现的。

Q：你觉得“在没有国界的世界里人人平等”是共产主义所追求的吗？

A：是的，那时每个人都有同样多的机会追求更好的生活。生命太短，短暂得像一次呼吸。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必须携手和睦。人类的苦难与生存是我在许多建筑中想要表达的主题。在圣保罗的拉美纪念馆门前，我设计了著名的大手掌，灰色的手掌中刻着鲜红的南美洲地图，那象征着拉美的反抗。

Q：你对拉丁美洲的生存现状有着深刻的认识。

A：拉美正在经历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尽管人们的生存状态还不理想，但我对新一批的领导人有信心，卢拉是最好的总统人选。如今，暴力和犯罪问题迫在眉睫，但如果不追根溯源，解决不平等、社会两极分化、饥饿等问题，暴力问题将不可遏制。我常告诫年轻人开卷有益，得用头脑去考量这个世界。

Q：你热衷于建造大型纪念馆，却似乎很少设计低成本的民宅，这同你的共产主义立场似乎有些格格不入。

A：建筑师是我的职业，我只能在可能的条件下挑战自我，不被金钱驱使。在担任巴西利亚总设计师时，我的报酬和公务员一样多，没有索取任何佣金或灰色收入。而且，在里约热内卢，我也设计了一些民宅和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