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王蔚 

先跟大家分享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今年参加自主招生面试碰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高中女生，她说报考建筑学是因为父母也是这个专业，不过母亲告诉她说：女儿，你要想好，几十年前我学建筑学的时候，没人知道建筑会象现在这么火（这么吸金！），不过你现在学了以后几十年后会怎样，我也不知道了。

第二个故事：我的一个很有才气的美国同学，来自弗吉尼亚一个小镇，到哥伦比亚大学读建筑之前曾经做Messenger（就是骑着单车送信的邮差），在哥大的时候学得很优秀，也是那种熬夜不要命的人。我问他毕业以后会怎么样，他说如果找不到建筑做的话，他还是会骑着单车去送信，那样的日子很快活。

第三个故事：是我自己的。去美国留学前做了七八年建筑师，但还是不知道该不该做建筑，因为当时觉得建筑的意义有些模糊。在留学期间，看着我的那些老师，有为了赶我们的课程，每次会从另外一个州半夜三点出发坐飞机到纽约来，一上就是一天的；也有跟学生一起熬一个通宵之后，下午又出现在STUDIO的。虽然他们的脾气都很大，学生很怕，但是他们每次带到课堂来的海量知识信息和智慧的思考，令人不得不服。几年的留学生活下来，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到，建筑很小，建筑师很小，但是生命可以小得很有意义。

这三个故事促使我思考现在面临的三个问题：

一是，我们怎样告诉学生为什么学建筑？

二是，我们怎样跟学生一起进步？

三是，我们怎样和学生一道，跟世界一起进步？

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在2008年，分别面临着各自的临界点、拐点和破发点。

2008年，从清华、同济、东南、天大等四所老校于1992年5月最早通过评估以来，全国范围的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已经走过了第二个八年。纵然，评估在很大范围内提高了全国的建筑专业教学水平（硬件和软件的），但是，扩招扩招，不可避免的让中国建筑教育面临着质与量的临界点。

我曾经遇到的一个本科生设计课教学班，师生比是1：16。今年参加研究生面试，小组共十名考生，建筑学和非建筑学专业的比例是3：7。虽然这两个数据都只是个别学校的个例，不过已然说明一些问题，或者有了问题的苗头。即使这样，老师和学生的状态都有待考量。一端是老师抱怨学生不努力，浅尝辄止；另一端是学生抱怨老师不够投入。据一所著名建筑学院的本科学生讲，他们现在感觉是在上夜校，因为老师们白天都在外忙着，很多课都改在晚上……愕然！

是爱金钱，所以做建筑？还是爱建筑，所以做建筑？也许当某天我们弄清楚为什么要教建筑并且身体力行做到了，学生们也就有了为什么学建筑的答案了。在这么个质与量的临界点上，看你我如何把握？

2008年，一系列奥运建筑以及相当数量的重大城市标志建筑的完成，使中国的建筑和教育面临着一个拐点（借用一下2008年的这个时髦用词）。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在某种层面上，一些外籍设计师的建成作品，至少在事实上，终结了我们对外来建筑师和建筑理念的激烈争论和抵抗¬¬——城市接纳了这些看起来奇形怪状的建筑物，让中国建筑和教育面临一个更加开放的国际市场和学术环境，这个拐点上考验着我们是否有足够强的心理承载力和足够大的教育推动力。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借助近二十年电脑及软件技术的进步，西方建筑师发展了一套较为成熟的三维设计方法，而我们则诞生了世界一流的效果图。当然，这是西方学者以极大的耐心和勇气，通过不太近功不太近利的研究工作乃至达到的学术与实践成果，值得学习。根据我的教育经验（相关文字请参见拙文《探索数字时代的建筑设计和教育》），面对新工具及其技术的态度，决定了我们是否能走在建筑设计的前沿。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建筑师生，正处于数字社会技术挑战的拐点，一起前行是无法避免的选择，进则明，退则黯。

好在2008年，我们有了这一本《中国建筑教育》！

在师与生，质与量，前进或后退，中国或世界……处于一种胶着状态的时候，我们如此渴望一个告别平衡、带来希望的破发点，把中国的建筑教育带向胜局；

在工具和技术决定着我们是否掌握未来的时候，我们也如此需要一个改变策略、扭转观念的破发点，把中国的建筑教育引入新的轨道。

作为一本中国建筑师生的刊物，第一本两部（建设部和教育部）关注的专业教育杂志，前面三个问题的答案，应该都可以在这本属于未来的载体里面找到，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