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下健三

脱出功能主义

我1938年大学毕业的时候，现代建筑已经孕育着形式上的危机。现代建筑，否定了过去的一切传统和形式，自称是理性主义或者功能主义，事实上被一种不费力气得来的白色方盒子的概念所主宰，似乎这就是它的真正面目了，其实不过是原点。现代建筑先驱者在否定过去传统的这场斗争中所取得的结果，已经毫无阻拦地被当作天经地义的事实。我不能说这种现代建筑已经丧失了生命力。但我确实强烈地受到勒·柯布西埃的吸引，他似乎正独自努力从原点爬起，精心地从事他的设计，力图提高建筑的艺术水平。

1951年我访问欧洲的时候，看到即将竣工的马赛公寓。我感到有一种从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建筑那里感受到的激情。在此之前，还没有一座现代建筑曾经那么打动我的心。

毕业之后，我直接有机会在前川国男先生的事务所里工作四年，他是勒·柯布西埃的得意弟子之一，我在那里受到建筑设计严格的训练和锻练。大约同时，坂仓准三先生刚好从勒·柯布西埃的事务所回来，也给了我们许多教益。接着是浜口隆一，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当时正在东京大学研究院研究文艺复兴建筑史。在他的影响下，我强烈地为文艺复兴建筑，尤其是米凯朗琪罗的作品所吸引，虽然现代建筑家已经否定了这一传统。我所以受吸引，是因为米凯朗琪罗曾经为文艺复兴建筑带来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历史地位和勒·柯布西埃非常相像。我把我的这个思想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1939年12月号的《现代建筑》杂志上，题目是《赞米凯朗琪罗——勒·柯布西埃的先声》。

在米凯朗琪罗的背后，我还强烈地感受到古罗马和古希腊建筑的伟大。我特别有兴趣地搜集古罗马名建筑，古罗马城镇广场的大型图集和大张复原图。
   同时，我爱上了伊势神社，并特别为京都御所所感染。我想这可能是受东京大学教授岸田日出刀先生的影响。他在大学办公室的墙上，挂了不少他从京都御所拍摄的照片。通过这些照片——这是透过他的双眼拍摄的——我深深为这座宫殿杰出的空间秩序所打动。我意识到精彩的不是一座座个体建筑，而是凭借它们非常奇妙的配置形成的环境。我想，也许就因为这一过程，使我的兴趣逐渐由个体建筑转向由群体建筑组成的城市空间。

但是这个时期的日本，正处于进攻中国和发动太平洋战争之间，和平时期的建筑业务已经逐渐烟消云散了，记得大概是太平洋战争第一年的岁末，我离开前川国男的事务所，回到大学研究院。我想学习都市计划，就是今天所谓的城市规划。

一开始，我如堕迷津，像是走进未知的沼泽，不知该如何着手。后来，我在困惑中确立了两个目的。一是古希腊的广场(agora)，那是市民从个人小天地走向与社会建立联系的集会场所。作为一个集会场所(或者如我们所说的交往场所)，广场显示一种壮丽的空间形象。由于缺乏有关的书籍，我不得不从英国和德国的摄影学家和史学家的纪录中获取片断资料，由此建立起自己心目中广场的形象。我注意的另一个题目是城市交通。在这方面，我试图专门靠人们的通勤现象弄清人们在城市中的活动。我相信，借助观察人的活动，可以了解城市的结构。

丹下健三作品东京都新都厅舍

战争结束时，东京和日本的其他大城市都几乎是一片焦土。年青建筑师分组参加了战灾城市土地利用总规划的调查工作。由于我毕业于广岛高中，便成了广岛组的组长。在访问了广岛之后，我又在前桥、伊势崎、福岛和稚内等城镇作了类似的土地利用调查。这就是我1946年和1947年的工作。

根据这些经验，我们懂得建筑师在城市重建中的力量是多么渺小。眼看着这些被破坏和炸毁的城市，除了烧焦的混凝土建筑的散乱残骸之外已经一无所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着手在白纸上描绘幻想中的新的城市。但是我们还学到了这些烧毁了的城市背后一层层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城市并不按城市规划的结论发展，而是作为这些现实力量的相互关系的成果而发展。

战后设想的计划，很少有按原来的形式实现的。名古屋可能是一个非常难得出现的例子。此外，广岛和平公园和100米宽的道路，的确也是总体规划里原有的。1945年，我曾在日本建筑学会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叫做《围绕着重建工作的几个问题》，就是阐述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1949年，国会通过了“广岛和平纪念都市建设法”。大约同时，决定在广岛市中心，即原子弹直接命中的地方，建立和平公园和和平会馆，并为此举行了设计竞赛。对我说来，广岛规划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
 日本的传统

首先，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如何使现代建筑在日本的现实中生根。我们感到在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领域内，这些现实重重地压在我们身上，在它们背后，可以依稀察觉出是传统的精灵。

从1946年参加广岛规划，到五十年代，是我建筑师生涯的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我有机会从事几座建筑的设计，其中包括东京都厅舍，香川县厅舍，仓敷市厅舍和今治市厅舍，它们和广岛规划不同，都是个体建筑。在所有这些设计中，我努力想找到一条道路，使现代建筑生根于日本。这个时期建筑杂志上对日本传统和民众性的讨论，无疑对我很有启发。例如，在建筑设计中，我经历了一次日本传统内涵方面兴趣的转变，即从弥生文化传统转到绳文文化传统。日本历史上的弥生传统是以贵族社会为基础的，而绳文传统则基于人民大众之上。简单说来，弥生文化的特征可能是比较雅致，而绳文文化比较粗犷。从广岛规划和东京都厅舍，到香川市厅舍和仓敷市厅舍，可以看到我的这些变化的痕迹。我以为，对这类事情的兴趣，是通过我们的方法论同我们的设计态度相关联的；而这种方法论在不同的程度上还有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