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轶辰：拆掉建筑的墙

陆轶辰 Link-Arc建筑事务所 创始人及主持建筑师

Q：可否介绍一下事务所名字Link-Arc的由来？

没怎么多琢磨，记得是在2012年纽约，和斯蒂文霍尔事务所的前同事们在切尔西的酒吧的聊天。大家问我新事务所准备起什么名字，我说叫Link Architecture，大家就开始帮我出主意，看怎么读得顺，一个GSAPP的同事说就叫Link-Arc吧，读起来像Sci-arc（南加州建筑学院），很顺。当时觉得挺好，就用了。

Link-Arc其实是一个愿景，就是在纽约做全世界各地的项目，形成一种地域的链接；同时这也是一个实验，如何整合好美国东岸的智力资源与中国大规模建造的一种机遇。当然在13年后，很多事情也都是时过境迁了。但从Link-Arc这个名字，其实能够看到我们那一代建筑师对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追求与信仰。

 

Q：在多年的实践经历中，事务所经历了哪些重要的发展阶段？

Link-Arc建筑事务所的成长历程可以大致总结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12年我从斯蒂文霍尔事务所离开，事务所在纽约正式成立，同时开始在清华任教。2015年，我代表清华大学中标了并完成了米兰世博会中国国家馆的建筑设计。这个项目对事务所的意义在于其成立的第三年就建成了一个重要的国家项目。

第二个阶段：在2015年之后，我们开始有意识地沉淀下来，把自己“关”在纽约，用心打磨了几个重要项目，比如华润集团档案馆、深圳南山外国语学校科华学校等——这也是事务所真正意义上，开始参与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建设。

第三个阶段：在2020年，我们决定在上海与深圳开设分部。随着项目的增加，我们现在上海办公室的规模也已略大于纽约总部。纽约、上海和深圳的员工总数在40人上下，虽然人不多，但项目规模并不小，现在主要的项目类型是5万到10万平方米以上的文化、办公及教育类项目。

 

Q：在Steven Holl Architects和Gehry Partner等事务所担任项目建筑师的实践经历，对您在中国的实践产生了哪些影响？您认为Link-Arc建筑事务所的实践理念在中国目前的行业发展趋势下存在怎样的优势和竞争力？

Frank Gehry和Steven Holl两位建筑大师在精神层面以及建筑观念层面都对我有着深刻的影响。尤其是Gehry，他也是我在研究生院的导师。每当经历挫折与困难的时候，我都会想想老爷子会去怎么看待、处理这些事儿。

我们相信设计方法决定设计成果，事务所的工作流是结合了我在美国东、西岸的实践体验的结合。在工作方法层面，美国西岸的建筑师对于建造的把握是登峰造极的，Gehry事务所严谨的工作方式、对细节的精细处理，以及对构造和材料的掌控力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与之相对应的，斯蒂文霍尔是东岸那批实验建筑师的代表，他坚持每个项目都应该有自己的概念和灵魂——这对我也影响很深。

在我们事务所的每一个项目，都一定会有一个核心观念作为设计切入点，然后根据这个核心的观念去琢磨不同的原创形式和构造。对我们来说，形式只是结果，更重要的是如何观察并找到变革的原点，通过建筑手段去影响现实，最终“发明”有意义的建筑作品。简而言之，Frank Gehry教会我怎么盖房子，Steven Holl教会我怎么去看待盖房子这件事儿。

 

Q：2015年的米兰世博会中国馆是中国第一次在海外建造的当代中国建筑，并且获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建筑奖项。回顾来看，您对它产生了哪些新的思考与感想？

一转眼米兰中国馆已经快过去10年了，如今回想整个儿的设计过程还是相当激进的，我们其实尝试的是尽力排除其它的装饰、象征的手法，通过纯粹建构构造的方式来展现建筑的“中国性”。

世博会中国馆在设计上进行了许多创新，它是中国当代建筑第一次使用胶合木构造系统；它的半透明的开放式竹瓦表皮构造，即使现在来看也是非常实验性的;米兰馆没有封闭的围墙，也是几乎所有各国展馆中最开放的一个，极大地提升主场馆的社会性和公众的参与度。

这种鼓励公众参与建筑的观念也贯穿在我们之后的很多项目，通过打破室内外的边界，鼓励市民参与其中。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深入探讨建筑的社会性和公众参与度问题，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对我们来说超过了建筑形式本身。市民如何创造性地使用建筑，这才是我们最关注的核心。

事务所的项目分成几种类型：最主要的是一些规模比较大的文化类、教育类公建项目；其次是一些改造类、室内的项目也逐渐增多；最后是一些展览和装置类作品。针对不同类型的项目，我们大致有一些处理的策略和倾向性：

整合建筑：在我们最核心的公建项目中，我们通过对场地、社区、交通、文化等等信息，整合建筑，体现建筑的核心问题。

消解建筑：在室内和改造项目上，我们是以消解建筑来强化沉浸式的体验，弱化建筑的压迫感。

转换建筑：在展览设计上，我们的策略是以建筑为工具来转换现实。

 

Q：请谈一谈什么是“景观建筑”，您通常会从哪些角度去思考和处理建筑形体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所有建筑师在实践之初都会有一个醉心于创造新形式的阶段。但随着实践逐渐深入，尤其是事务所在华南的项目基本都要涉及大量的山体建筑，我逐渐意识到因地制宜的重要性。这也形成了一套我们自己的工作流：设计过程从场所的关系和周边环境的调研开始，设计过程始终会陪伴着一个大型的模型沙盘，在没有深刻理解场地关系之前，我们绝不会轻易画下一根线条——在充分与场地“沟通”再应对，设计其实更像是在顺势推动的行为。

比如在鹭湖艺术中心的设计中，我们一直在有意强化建筑与山体的衔接关系，我们称之为“让山与水重新相遇”。为了使建筑屋面真正成为山体的延伸，我们投入了大量时间，将红线外的东侧道路修改协调成下穿式的箱函式隧道；同时，我们又有意识地控制整个建筑的高度，使其略低于山体，以保持一种对于自然的谦逊姿态——让建筑真正成为山体的一部分。从山体方向看去，建筑仿佛消失了，只能看到一片连绵的山体延伸至建筑的边界；而从城市一侧，看到的是立体、挺刮的文化三馆。

 

Q：请您谈一谈“物”与“场”的关系；您是如何处理建筑与场地以及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的？

以我们去年刚完成的顺德湿地博物馆举例。场地位于顺德云鹭湿地公园内，旁边就是一个栖息着2.5万只鹭鸟的生态鹭岛。我把建筑选址隐藏在一排落羽杉林后面，不去做那个第一眼就能被看见的建筑。建筑的形态像是四个水平旋转的“镜头”，静静地捕捉着鹭鸟们的生活瞬间。在材料的选择上，我们选择了现浇松木模混凝土。这种材料有一种天然的质朴感，我们希望这个建筑在自然面前谦逊、内敛，而不张扬。

旋转的四个镜头示意与从半空中望向四个取景框 ©Link-Arc建筑事务所 / 田方方

两座建筑分别位于山地上与湿地间，场地其实并不“显赫”，甚至是有些局促的。在这种情况下，仅仅讨论建筑如何融入自然是不够的，建筑更像是周边不稳定场地的一个“锚点”，需要在整体性思考之后变成一个激发新的场地联系的触媒。

 

Q：可否谈一下在你们的改造和室内设计如何“消解建筑”，为什么要消解它，意义在哪里？

我们事务所的建筑、室内与景观是不分家的。针对偏重室内的建筑项目，我们很多时候采取的是一种“消解”的策略，而不是去做“加法”。首先梳理好内部空间与建筑的关系，然后再考虑比例、材料等问题。理想的设计程序像是层层剥离问题，逐渐接触到问题实质的过程。

华润集团档案馆是一个永久性建筑，在设计之初，业主的要求就是打造一座能够记录时间的建筑。它的功能分成两部分，藏在山里的6000平米是档案库房和办公，山体之上的展览面积只有2000多平米。建筑、室内和景观都是我们一气呵成地完成的项目，室内着重于不同的空间相互渗透，我们称之为“山内之山”。在材料与颜色的选择上，我们保持了极度的低调，使用了青砖、黑钢、与玻璃等能够彰显时间痕迹的自然材料。室内则采用了在景德镇特殊烧制的釉面砖，全部手工制成。我们希望这座建筑不仅只是被观看，更是可以被触摸、被身体感知的。

 

Q：武汉万华麓洲艺展中心这个项目发起的契机和目的是什么？“连续”与“流动”在空间体验上体现在哪里？

武汉艺展中心的项目是和成都万华在武汉的一次新的城市实践。这座艺展中心是整个武汉麓洲项目首个落地的建筑，在这栋建筑的设计中“流线”是设计切入的关键。项目的场地有大约六米左右的高差，我们顺势组织了三条主要的人流路径, 这三条流线分别对应不同的标高，最后在建筑中交汇、扭转，形成一种螺旋式的体验关系。人们可以从水路上岸，经弧形楼梯到达首层，也可以从地面层“爬山”至屋顶。路径之间不断交织，既能从建筑首层进入花园，也能从滨水层穿过翼展空间，再逐步走向更高的公共区域。

我们希望这座建筑不是“看一眼就结束”的，而是“越走越有发现”。它更像一座微型城市，内部有自己的道路系统与节奏。建筑的流线以顺时针展开，环绕着中心水院逐层攀升，人在其中不断转换视角和高度，体验空间的连续与转折。这种复杂的流线结构，也让建筑在没有强烈文脉的土地上，自身生成了一种新的秩序与生命力。

 

Q：在2022深港双年展中，Studio Link-Arc推出了生态装置“反方向的构筑”。以蘑菇砖为材料的设计灵感是怎么来的？它如何体现事务所转换建筑的概念？

2022年深港双年展的策展人子耕找到我们，聊到这个展览的主题关键词之一是“发现隐藏的生态系统”，这个很吸引人。在构思过程中，我们便开始寻找与生态系统紧密相关的材料，最终找到了蘑菇砖——一种将蘑菇菌丝与农作物废料相结合的创新材料。通过烘焙、烧制和培养的过程，这种材料可以固化成了一种轻质的砖材，而且其表面还能生长出各式各样的蘑菇，这一特性让我们觉得非常魔幻。

在这个装置项目中，我们并没有刻意地做什么，只是揭露现实中一些令我们惊奇的事物。在蘑菇砖的基础上，我们想着做一个完全颠覆常规的“反建筑”装置。设计的参照物选择了金字塔——这一象征人类建筑精度、砌筑和重力关系的经典形式，成为了我们的“打击对象”。我们希望打造一个非砌筑、不精确、甚至带有反重力特性的反向金字塔——这也是“反方向的构筑物”命名的缘由。建成之后，这个装置在UABB展览期间受到了市民们的欢迎。它呈现出一种轻松自然的状态，由于材料轻盈，装置会随风轻轻摇曳，表面逐渐生长的蘑菇种类繁多，散发出独特的菌类气味。

这个看似非传统建筑的装置，恰好体现了我们在面对建筑问题时所采取的策略和我们对待建筑的态度——我们希望抛掉那些无意义的包袱，去突破、发现建筑学的新类型。

与展览并行地，我们也参与了大量的学术编撰工作，包括了2015年出版的《AC建筑创作：从时代图景到建构表达》、2018年发行的书籍《XPOSITIONS: 关于世博会建筑的对谈》以及近期出版的《建筑实践》学校专辑特刊等。

 

Q：您曾提到“教育变革 建筑先行”，请解释一下教育理念的变革是如何影响建筑空间的？事务所目前在深圳开展了一系列学校项目，您对于教育项目是否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建筑语言？此外，在您看来为未来的教育建筑将会往什么方向发展？

我们从2016年开始做设计校园，至今已完成了六七个项目。在这些校园设计中，我们始终坚持一个核心理念：学校的核心在校园，校园的核心在“学生怎么玩”。国内的学校设计规范对日照间距、开窗率、消防和退线等限制可能是世界上最严格的，然而遵循这些规则必然会导致校园设计变得刻板无趣，我们团队寻找的是在规则之上的观念转变，以之应对当下教育观念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的契机。

在南山外国语学校科华分校的项目中，我们通过校园设计对高密度的新城区域进行梳理，校园建筑统一为3-4层的低层，与竖向生长的城市形成戏剧性的对比，线性的教学楼所围合出的校园的“空”成为高密度城市中“会呼吸”的花园，高密度的社区生活成为日常教学的背景。

在我们最近完成的罗湖翠竹学校，校园被隐藏在了一片新旧混杂、极具烟火气的城市众生相中，我们设计的校园像是一块“调色板”，拼上了周边大规模城市开发的最后一块历史拼图。为了处理好场地南北五米的高差，我们将建筑设计成了一个层层叠落的形态，就像梯田一样，自北向南逐渐降低。这样一来，不仅可以缓解教学楼体量对操场的压迫感，还可以将自然从地面层一直延伸到屋顶。每个年级的学生，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屋顶花园。

 

Q：同期完成的前海桂湾学校，你们有着怎样的设计思考？

在前海桂湾学校，我们面对的是一块“没有态度”的场地，我们采用的是在学校里造城市的做法，通过一系列剖面植入，让建筑本身成为周边复杂城市关系和“节点”，“知识花园”和巨型结构柱的设置，使得整个学校成为充满想象力和活动的教学“hub”。

在生态层面上，我们希望将绿色前海的概念融入到校园设计中，让教育与自然和谐共生。学校场地南北长、东西窄，400米跑道的设置使得校园的教学楼只能被安置在北侧，西北侧设置小学部，东北侧侧设置中学部。一道逐级抬升的“知识花园”让学生可以从操场直接去到北侧教学楼的每一层。这条位于校园的中部的绿轴，是一个半室外的空间，这里阳光充足，空气流通，不同年级的学生都可以在这里享受绿色校园的静谧与欢愉。

在教育层面上，我们希望能创造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让学生们可以从教室“回归”到城市中，在开放、自然的环境中学习和成长。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在“知识花园”的下部设置了“创意平台”，这是一个更加开放、灵活的多功能空间，不仅可以用于教学，还可以用于举办各种活动，例如校史展览、艺术节、戏剧节等等。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让他们在学习中感受到快乐和自由。

我们的每个学校都是针对具体的问题发出的“质疑”。学校建成之后，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会很喜欢，觉得校园充满趣味，甚至激发了学生对建筑学的兴趣。在回访时，一位小学生曾在走廊里拦住我，说要跟建筑师“谈一谈”，这一经历让我们很开心。

 

Q：如何定义建筑师？

我们这批建筑师所受的建筑教育，都是源于西方的那套建筑学理论，其实是很“硬”的东西，里面缺了很多内容，比如：社会学、经济学、还有人文的那些东西。经过这套“硬理论”熏陶的建筑师，总是会有一种近乎执念的追求，想着做一些惊天动地、能载入史册的伟大建筑。但其实如果建筑学根本的意义没有厘清，建筑师的能力越大，对社会和人文的破坏力就越大。

很多时候，我们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建筑的符号意义上，反而忽略了它最基本的意义。让木头成为木头，让石头成为石头，混凝土做好混凝土，乡建交给自然，把学校还给孩子，让办公变得高效，让住宅住得舒服……建筑应该是通往真实世界的桥梁，而不是粉饰虚无的工具，所以我认为，建筑师本质上是一个综合解决问题的人，不该被某种类型或标签所限制。

2015年米兰世博会中国馆之后，我主动地从公众视野里淡出了一段时间。那是一个沉淀和积累的过程，我也开始有意识地接触不同类型的项目，不限定地域、类型以及规模。这种选择，也反过来要求建筑师必须具备更全面的能力——面对业主的期待、施工的挑战、紧张的项目周期，还有如今AI技术带来的持续影响。

新技术和新经济，正在打破传统建筑学中那些被视为经典的框架。这个过程虽然充满不确定性，但也蕴含着新的可能。如今，建筑设计越来越接近产品设计的逻辑，学科本身也在经历一场扁平化的重构。在这样的环境下，建筑师更需要成为那个连接不同领域、整合多方专业的角色，不断拓展学科的边界，实实在在地去解决问题。

 

Q：事务所还有哪些项目正在进行中？未来还有哪些您想要挑战的项目类型或其他领域？

目前事务所有5-6个在建项目，其中包括四个规模较大的文化中心：深圳文学艺术中心、南山大沙河文体中心、上海青浦市民中心，同时还有接近10个项目正在设计阶段。

在纽约开设事务所，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希望能够在海外证明中国建筑师一样可以做出高品质的作品。这几年美国市场逐渐复苏，我们采取双线并进的策略，一方面持续深化国内公建项目的实践，另一方面通过海外项目的经历，提升Link-Arc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在跨文化的差异中穿梭，让我们在中、美之间的实践都得以保留一个相对冷静的距离去客观观察我们的实践对象。我们纽约、上海、深圳的同事也可以有更多相互学习的机会，更能在两个体系中寻找最有效、最令人振奋的路径，推动Link-Arc建筑事务所的设计工作不断进步，不辜负当初留学海外、创办事务所的理想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