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交通网

1960年东京规划中，在都市轴上提出一种立体交通网结构。在电通本社办公楼的第一次方案中，以及包含在这个方案里的筑地再开发规划中，做出了这种立体交通结构的详细设计。这些想法随之在山梨文化会馆实行试验性应用。这种立体的交通系统把城市、建筑物和建筑物的垂直交通枢纽连接起来。也就是说，垂直交通枢纽把城市交通和建筑物的内部交通连系在一起了。这种立体交通网体系，既能发展又能改变。最近，山梨文化馆作了扩充，但它的基本特征或形式没有任何变更。

山梨文化会馆所用的方法，以后又在静冈新闻社东京支社再次应用。在阿尔及利亚奥兰大学及其附属医院的设计中，立体交通空间的有效性表现得更为清楚

在静冈新闻社本社、东京国际圣心学校和台北圣心女子大学，这种交通空间更具体化了。东京的科威特大使馆，上部是大使官邸，下面是办公部份，中间有空隙，但当中庭院的空间是连续的，把上下两部份在视觉上联系起来。
 作为象征的结构

东京规划中的都市轴，它既是实际的空间结构，同时又体现为象征性结构。

被称为城市大门和城墙的象征性结构，在南斯拉夫斯科普里市中心的重建规划中，把整个城市结构紧紧连在一起。而在意大利波洛尼亚北部新区的开发计划中，一组商业和公共设施把全区统一起来。1970年大阪国际博览会的总平面，应用了一种可以比喻为干、枝和花的结构，细心安排的结构主干轴是分区的象征。在旧金山约巴·贝纳中心的总体规划中，一条覆盖着玻璃顶的廊子，成了城市主要街道(商场街)同这个中心的会堂、体育场、旅馆、商业中心、航空站和办公楼之间的结构轴。

从当时的这个设计开始，我们的外部空间变得和建筑融为一体，经历着内部化的过程。在1959年的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设计竞赛中，我们提出了一种内庭的方案。虽然当时的竞赛评定委员会只看到这个方案有点离奇，但从那以后，这种设想已经在实践中应用，许多旅馆设计就属于这种例子。

后来，在和麻省理工学院学生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又应用了这种内庭的设计构思。它还应用在1960年东京规划中的跨海湾住宅区设计，以及阿尔及利亚安德鲁塞斯旅游中心的设计中。
 七十年代——价值观之多样化与混乱

进入七十年代，世界剧烈地转向新的方向。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增长限度”成了世界性问题。这给了为六十年代快速的经济增长所陶醉的各先进国家以猛烈的冲击。1972年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发出了“拯救我们唯一的地球”的呼吁。六十年代经济增长的速度造成了严重的公害，而且继续存在破坏自然环境和历史环境的威胁。一个抵制这种破坏的群众运动，正在理所当然地兴起。

然而，通过斯德哥尔摩会议，本来应该讨论两方面问题——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但最终却没有机会接触到人为环境——居住问题。

但这的确只是从发达国家的立场出发。发展中国家必须采取另一种立场。即使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南北之间的经济不平衡已经显现了。第三世界各国所关心的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以及提高居住水平的通路。这些需求促使他们提出:“我们的公害是贫困”。他们需要快速的经济增长，需要建造更先进的住房。

南北之间财富分配不均，产生了两个地区不同的价值观。甚至联合国大会也开始注意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寻找一条平均分配财富的通路。

今天的世界状况是国家体制、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多极化，相互关系复杂。当前建筑和城市的现状反映了世界的这种情况。这里，个体建筑的内部功能要求，各个企业自己的主张，不同建筑师的见解，同各种价值观以及从新古典主义、形式主义到波普派的各种形式结合在一起，以致很难弄清弥漫在整个城市的外部关系。
 八十年代——展望本世纪后20年的新宪章

中世纪时每人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大大低于今天的水平，但它解决居住问题的方法完全适合气候、自然条件和风俗习惯，它的那些城镇村落，至今还令人为它杰出的美学和功能上的成就而赞叹。这一类城市和村庄现在还可以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见到，它们清楚地表现了建设这些城镇的人民的地区社会观。

我认为，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目前所处社会文化程度，并不经常同经济水平或经济发展阶段成比例。

今天的建筑师往往贬低自己，把自己当作普通老百姓，对改革未来感到无能为力。但我认为，我们建筑师不能放弃自己特有的责任和使命。建筑师可以对建筑和城市规划领域的社会文化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我们应当满怀豪情地接受我们的工作对我们提出的挑战。

都新都厅舍

在进入八十年代时，我感到必须找到建筑和城市规划方面的某种方向，克服价值感上的多样性。

我想从社会文化的观点出发，简单回顾一下现代建筑和城市的发展。

建筑师能作出积极贡献的一个好例子，是勒·柯布西埃的印度昌迪加的设计。印度并不是富裕国家，但是尼赫鲁总理采取了非常有意义的步骤，邀请他参加这座旁遮邦新首府的规划和个体建筑的设计。

另一个例子是巴西利亚。在进行设计的时候，巴西刚刚开始工业化。总统决定建设巴西利亚作为新首都，以发展这个国家的中部地区。鲁西奥·科斯塔和奥斯卡·尼迈耶共同合作进行新首都的设计。巴西利亚因为设计过大和不符合人的尺度，已经遭到建筑师和非建筑师的批评。但最近我同居住在那里的一些人谈过话，我问他们愿意住在巴西利亚，还是愿意住在圣保罗或里约热内卢等城市。答案经常是巴西利亚，因为二十多年来居民已经自发地建起了悦目的环境。这说明市民自发的建设活动可以和建筑师的规划和谐共存。

虽然雅典宪章没有给我们足够的指导工作的概念，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对建立建筑领域的社会文化秩序方面的巨大贡献。
   在讨论制定本世纪最后二十年新宪章的过程中，我认为以下三点必须当作重要问题加以考虑。

1.功能、结构和象征

本世纪现代建筑的先驱者们成就不同，造诣深厚(尤其是·柯布西埃)，把他们一概说成是功能主义者是不适当的，但雅典宪章中所表现的思想和方法却无疑是功能主义的。

正像上面说的那样，在纯功能主义的方法中，每一种个别的功能都被赋予一定的建筑表现形式，其结果只能是混乱无秩序。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只选择那些最基本的、将在今后继续起作用的功能，并且赋予它们合乎功能要求的典型表现形式。我相信，如果把这作为我们的目标，那么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功能的典型化”。这种方法既不同于个别孤立的表现，也不同于主观武断的表现。

根据对几座中世纪城市的考察，说明建筑物都有若干共性，虽然每座建筑也有自己的个性。它们都用相同的材料，有统一的风格。建筑物相互用街道连接起来，街道又通向广场。广场上则是教堂或市政厅，作为这个城市的象征，而且能从外部看到。没有一个人对这些城市做过细致的规划，几乎可以说完全是自发建起来的。即使这样，社区的结构却清楚地反映在城市的结构上。在这种中世纪的城市中，建筑物也是街道结构的一部份，而且在这一结构的某些关键位置，某些组成因素提高到了隐喻的、象征的水平。这三种概念——功能的典型化，结构和象征，正是雅典宪章所缺乏的。

雅典宪章通过30年来，情报技术的变革，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像。交通也由纯粹位置的移动，发展到远距离通讯和声象传输系统。过去，城市只作为生产场所。然而今天，它是作为生产和情报交换场所。现代建筑和城市的结构也产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家今天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如何在这种物理和情报结构概念的基础上设计建筑物和城市。

丹下健三作品圣玛利亚教堂

结构牵涉到相互关系。不仅要建立起不同功能之间的关系，而且要建立起人的尺度，大量人的尺度，以及现代技术可能造成的超人尺度之间的关系。长时间起作用的大结构，以及新旧之间或自然同人为环境之间可能迅速变化的小结构，二者应有所区别。今天，不仅要制定能满足各种功能的结构，同时，创造社区和都市整体内各种要素的象征形象，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2.自然和人为环境之间的和谐

我们曾受托进行西西里岛卡塔尼亚近郊有七万人口的列布里诺新城设计。当首次访问这个地方时，我非常赞赏那优美的山丘起伏的土地。我决定想办法利用地形，把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协调起来。我们由此得出一个完整的由中心绿化轴构成的社区结构，并用绿化网把整个新城组织起来。

这种思想和方法也应用在日本兵库县北摄新城设计。纵贯中国地区的高速公路不同于日本其余大多数高速公路，它不穿过城市，也不在城市附近经过，而是伸展在农村绿野中。在和兵库县知事商谈后，我和他一起乘飞机沿公路巡行。根据空中观察的印象，我认为这个地区堪称为“绿色走廊”。我和县知事详细谈了我的想法，决定在当时正在设计的北摄新城中试用。新城的五号居住区为谷地分开，正好保持原来地形作为绿色走廊，而在谷地的一侧建造斜坡的住宅。当我和麻省理工学院学生一起工作时，我曾建议建造一座剖面成三角形的巨大构筑物，跨越波士顿湾水面，在它的两则建造斜向的住宅。自从我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一起发展了这种想法后，就一直希望有机会实地应用。我把它用到北摄新城，后来又用在保加利亚驻日本大使馆的居住部份和阿尔及利亚地中海岸的安德洛斯旅游中心。

在北摄的设计中，一座桥形的建筑把谷地的两侧连接起来。但它除了做桥梁之外，还是个社区中心。在阿巴塞巴德新城中心，有若干座类似的桥形建筑，把谷地两侧连接起来。这种办法既保留了山丘的自然美景，桥形建筑本身又可作住宅之用，它们的顶层是商店和步行通廊。我认为提出更多的这一类想法，一定能更好地协调自然和人工环境。

3.历史与现代之对话

我曾多次有机会考虑历史与现代、古与今的关系。

在波洛尼亚北部新区设计中，要求在我们的平面中围绕着一个广场布置十座建筑，形成城市的次中心，同一般意大利城市，尤其是波洛尼亚城的特色相呼应。这些城市的特色，首先是围绕着广场布置建筑物。第二个特点是用柱廊水平连接各建筑物；这种形式在波洛尼亚原有市中心就可以见到。第三个特点是用中世纪式的塔楼把不同功能的建筑统一起来。

几年前，我受委托规划和设计一所艺术学院，一座新的剧院，并在美国知名建筑师麦金、米德和怀特等人设计的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两侧进行扩建。这是一个位于居住区里相当宽敞的地段。设计的核心问题在于美术馆本身，它的立面是文艺复兴式的。业主和我一起讨论了各种处理原有建筑的方法。我们可以完全不顾原有建筑，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处理新建筑，也可以另找一个地方建造新建筑。但我们提出要在新扩建部份的设计中，把原有建筑的风格作为一个母题。这个设计项目称为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协会艺术中心，是五年前完成的，但是其中牵涉的问题却使我很为难。首先，我得使用一种我没有足够经验的设计方法:文艺复兴式砖石建筑的表现法。其次，采用和原有美术馆一样的石材会明显提高造价。我选择了白色的釉面砖。这是我第一次以砖的现代用法来使用砖这种材料，这多少有点叫我感到不自然。在美国和日本，砖大量用在有时看上去下面没有支承的场合，不像真正的砖墙。或许把砖解释为瓦，这种做法还可以容忍。但我终究不赞成这种没有支承的、实际上悬浮的砖墙的处理。

明尼阿波利斯几座建筑中的砖墙是正统做法:砖墙自基础向上，并用钢材加固。只有跨度过大，不可能用砖墙的地方，才使用钢架和幕墙。同时，在大敞口的地方用了钢过梁。因此，这两种做法是完全不同的。我不能说这个设计已经很完善，但这对我是个很好的机会，有机会研究砖结构，把新旧建筑协调起来。

已故的联合国前秘书长吴丹，热心地提议为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蓝毗仑圣园做规划。在联合国发展方案和尼泊尔政府的合作下，这个项目正处于规划阶段。这个项目的中心是圣园本身。这里至今还矗立着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建立的石碑，证明此处是释迦牟尼诞生地。考古学家曾寄托很大希望，想在圣园附近有所发现，然而至今还没有进行发掘。许多人感到有必要在圣园的中心建立一座建筑作为象征，但我们并不同意，我们建议把这块预期将进行考古发掘的地方，用象征坛场(佛教中供奉菩萨的清净之地)的小池保护起来。在这个区域内，铺设中距80米的道路网，参观者只许在这些道路上行走。场地保护起来不加扰动，直待考古学家有机会进行发掘。将来就利用发掘出来的文物作为纪念物，不在场地上增加新的建筑。这个建议已经批准，它可以作为保护重要历史文物和遗址的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