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交通大学

WTO前后，具体一点，从90年代起，大量的国内建筑师得以出国交流或旅游，为数不少的海外著名设计公司或明星事务所开始进入中国，在境内做设计。2000年后，这一趋势变得越来越迅猛。显然，设计院的建筑师们和建筑系的师生们都开阔了眼界。另一方面，单一的国有设计院一统天下的格局打破了。体制改革后，民营的设计事务所，无论个体的还是集体的都多了起来，特别是其中的那些海归从无到有，逐渐引领了建筑时尚。各个国有大院也不甘落后而纷纷改制，即搞起了集体所有制的股份化。住宅改革后，大家逐渐地不能且不再被动地等着单位分房，而只好主动地去市场上购房，尽管是被迫地。这是所谓的市场经济对建筑业最大的冲击，更是对中国家庭最大的冲击。建筑作为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不菲并且越来越不菲的商品，进入市场前，从建筑设计服务的对象的角度可分为两类订单：第一类是公共的政府工程，第二类是私人住宅。而这个时期以前，中国是没有私有的建筑的，有也只是落实政策后解放前老祖宗留下来的；也就是说此两类都是政府工程或单位这个公家的工程。

第二类的产品，从理论上讲，是不受意识形态管辖的。它的生产最终取决于市场，即老百姓个人的需求与喜好。这是解放后第一次，建筑多少真正地拥有了个人的色彩。作为个体的老百姓不是铁板一块，是多元化的，是差异明显的。无论是“实用”角度上的“建筑功能问题”（比如建筑户型），还是“美观”角度上的“建筑形象问题”（身份或脸面问题，现在的阶层分化越发多元而复杂了），都不再是铁板一块，不再被动执行被管制被灌输的唯一的或不多的标准（尽管也许是潜在的）了。这是从理论上讲，但实际上，市场也有市场的权威，比如被广告不断加强的时尚；这一点早就被法兰克福学派揭示出来而不再是什么秘密了。但前后两相比较，现在确实更多元了，更没有标准了，或其标准性远远减弱了。

第一类的产品，尽管仍然是政府行为，但前后的政府意向，即意识形态本身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开放”、“搞活”变成了新时代的新的政治正确的路线方针；“与国际接轨”不再错误相反受到鼓励提倡甚至成了彼此竞争的砝码，“民族形式”不再唯一正确相反常常成了被诟病的对象（陈希同事件成了某种象征因而成了历史的分水岭）。 “开放”、“搞活”需要夸张的象征和符号化的标志；藉此，我们就不难理解CCTV、鸟巢以及国家大剧院。尽管这一至上而下的符号化运动本身骨子里多少有些违反了“开放”、“搞活”的精神，却大大加快了摧毁“民族的形式”唯一正确性的步伐。而对那些忠心但并不真诚的群众而言，我们想接轨的“国际”或“海外”本身更不是铁板一块，相反而是相当地多元化，相当地丰富多彩。从这类产品而言，要想树立一个操作层面的标准，也变成了多少不切实际的妄想。

可见，我们现今需要培养学生的目标根本上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适应以前的培养目标的那种标准化培养方式或过程，尽管在当时是成功的已经不再适应当今的形势；若仍执行老式教学模式则为不负责任的缺乏担当，实则倒退。老的那套设计课的教学必须改革。

维特鲁威的标准“坚固、实用、美观”中的“坚固”纯粹是个技术问题，以前解决这个技术问题的手段比较单一。老套的教学模式中，学生被传授的知识主要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其次为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或者在当时也多少有些落后的砖混结构。现在的技术手段远不只于这几种，钢结构、无梁结构、甚至“落后”的木结构在海外都运用得非常广泛而频繁，现今国内也越来越常见。“实用”主要是技术问题，但不仅仅是，还包含着使用者的个性色彩。“美观”则完全是主观的，这是被近代哲学家休谟与康德等人的研究中早已证明的事，康德称其为“口味”（taste，审美判断因此被称为taste judgement）；因而这绝不是技术问题。大致说来，建筑师在世界范围内可以分成两类建筑师：一种是按照职业操守服务于客户，替客户解决客户不能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技术问题”）的职业建筑师；另一种则是艺术家建筑师，可能有客户，也可能没客户，有客户也是太仰慕或信任他一切都听他的。作为艺术家的建筑师并非不关注技术问题，而是创造性地运用技术解决一些被职业建筑师忽略的问题，个性化地赋予建筑以新的形象。在维特鲁威的“坚固、实用、美观”三分法中，职业建筑师更注重前两项，对第三项往往采取比较保守与安全的策略。但是作为艺术家的建筑师，正好相反，他甚至忽略建筑的实用性，而更加关注建筑的可能性。他不在乎建筑是否可以盖起来，他关注的是假定建筑的技术能实现的前提下，尽管造价极高代价极大，建筑是否还能跟主流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解构主义建筑的教父美国犹太人艾森曼坦言自己不愿意住在自己设计的房子里。他更重视思想中的建筑，尽管其思想中的建筑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都很差。这种思想中的建筑其实也可称为概念建筑。正如概念车对实际车辆，或者时装对服装的作用一样，概念建筑往往具有前卫性，一旦推出，往往成为职业建筑师模仿的对象，因而往往也就引导了建筑的发展方向。

国外的建筑学教学的现代模式中，对是培养职业建筑师还是培养艺术家，或者两种成分中更倾向于哪一种，各个学校一般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制定不同的教学计划，但基本上还是可以看出有两种倾向性的模式：一种重视技术性；一种重视艺术性（或称创意性）。比如瑞士和荷兰的学校更重视技术；最富盛名的是瑞士的苏黎世高工和荷兰的代尔夫特。相比，美国的名校更注重艺术性。美国高校不把职业建筑师作为其培养的目标，它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保证将来到设计公司会很好使；这从它们的一些课程设置上可以看出，比如学生不要求学一些基本的绘图软件，而这些软件在咱们的教学大纲中却是必需的，比如CAD绘图软件。在美国的建筑学教育的设计者看来，哪怕你毕业后不从事建筑设计也没关系。我见过一个伯克利学生的建筑设计作业；相比我们，他们更注重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培养学生的创意能力。这两种不同倾向性的模式，肯定地（却常常被我们忽略地），对同一份设计作业的评判上执行的就不是一个标准了。如果培养的目标是职业建筑师，那么，建筑设计课程上所应强调的就应是技术和建筑法规，建筑设计课的课程设置上就应该往一级执业注册建筑师的考试所要求的方向上靠，以考试的标准为我们的标准。但如果培养的目标像美国一样是艺术家的话，那么打分的标准就完全是另外一套了；实用性、可行性就不再是参照的标准了。很多人忽略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标准；其实，我们忘了一个常见的现象，很多所谓方案做得很好甚至常常得奖的人，往往过不了或者千辛万苦连考5年才终于通过9门注册建筑师考试中的设计那一门。

美国的建筑系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他们的父母不会怪学校；但如果同样的事发生在中国，咱们的宝贝的父母可能就会到校长办公室前静坐。所以，咱们的设计课不可能完全偏颇于艺术家的方式，更可行而安全的方式是应该两者兼备。但是，中国的问题是，我们的建筑学教育，特别是在教育部大力推行建筑学专业评估后，加重了对建筑职业化方面的考核，比如，在对我校2010年的评估考核中，所谓的专家（主要是设计院的老总）认为我们的毕设中实际的技术问题考虑得不够，这跟98年北工大考核时专家提的问题一模一样。在“评估”这个超级指挥棒的指挥下，最大的弊端是我们很多老师忘了设计课除了培养职业建筑师这个唯一的目标外，还有其他目标了。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一个可怕的后果是，我国把创意的话语权拱手让给海外；即我们永远只能模仿或抄袭国外建筑师的作品，正如我们汽车行业所干的事一样。而我们的高校则通通变成培养匠人的技校，这些匠人在思想上若还有思想的话通通是海外时尚的跟屁虫。因此，正确的建筑设计课教学思路，有责任有担当的思路应该是两种模式兼备；不放弃任何一种。

培养目标的问题解决后，剩下的工作就是如何具体地改革现行的设计课教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