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元炤：立足于土地的理性思维与思考的崔愷

黄元炤

崔愷，现今中国当代建筑设计界的领军人物，他是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及总建筑师，有着自己的工作室(崔愷工作室，是一个由数十位青年建筑师组成的团队，由崔愷主持)，并于201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崔愷是天津大学建筑系培养出来的学生，读研时，师承彭一刚先生，毕业后直接进入到部院——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工作，曾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外派至深圳与香港两地工作，后又调回北京本部。至今，崔愷的实践工作累积近30年，拥有着丰厚扎实的设计和实务的经验。如今，他也逐渐梳理和塑造出代表个人的建筑哲学观与中心思想，让世人更加清晰地来审视和认识他。

流动空间、现代主义

早年在天津大学求学时，崔愷曾参加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获得了一等奖。当时崔愷与同学(张萍、戴月、徐苂)合作所提的方案是一个表述流动空间的设计布局，通过自由平面与材料变化的内外组合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墙与墙之间，墙与柱之间所制造出的缝隙，带来了空间上的渗透和流动，设计强调的是开放而不是封闭。可以观察出崔愷当时受到现代主义中密斯(Ludwig Mies van der Rohe)所强调的流动空间的影响，企图将空间介于退隐与自由之间，反映出一种不受拘束性，体现出一种精简，压抑出一种沉寂和宁静。

体量关系、符号与隐喻、本土元素

1984年天津大学毕业后，崔愷进入到部院——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工作，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进入部院的学生。之后被派往深圳华森公司工作，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是1980年由原建设部建筑设计院——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和香港森洋国际有限公司，联合创办的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设计企业。之后他就有机会参与到西安阿房宫凯悦酒店的设计工作，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初崔愷代表性的作品。当时崔愷提出形式造型的观念和手法，将建筑视为是体量关系的产物，用一个具象却又抽象的手法来表述设计，在那时的时空背景下是非常罕见的设计。此类手法贴近于那个时期盛行的后现代主义建筑思潮中的“符号”与“隐喻”的设计语汇，建筑成为多样化的象征物体。此后，体量关系成为崔愷思考设计的主轴之一。另外，崔愷在设计中也运用了些许本土文化的装饰元素，北京丰泽园饭店就是一例。崔愷在立面的形象语言上采用本土民居的门窗元素，这样的设计，其实带出那个年代以香山饭店(位于北京香山公园内的酒店，由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主持设计，1982年建成)建成后所引起的设计命题和讨论——何谓中国的现代建筑?而崔愷在丰泽园饭店设计时，也参酌于这股思考大潮中，重新去解读江南民居符号和元素在建筑中的体现，他是这样思考着。

中国性、传统与地域的辩证

从以上两件作品中直接反映出崔愷在操作设计时，也试图贴近和迎合当时(20世纪80、90年代)的两条设计路线和氛围：一条是用具象却又抽象的符号和隐喻的象征手法，来跳脱开大屋顶式的中华风格设计所给予设计任务的沉重包袱，比如西安阿房宫凯悦酒店;一条是用大量民族形式的构件与装饰手法，来重新表述设计中的中国性的命题，比如北京丰泽园饭店。而这两条路线，也给了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中国式的地域思考所面向的一个设计起源和突破，即地域性的思想。可以不再只是符号和隐喻，而是可以关注到材料、空间、社会、策略等等，同时把大屋顶式的中华风格完全推回给传统的面向。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建筑界对于传统和地域的设计思考，正产生某种交集和分岔的思想辩证过程，而崔愷也身陷其中。

神似、神韵、抽象的隐喻、大众解读的需求

20世纪90年代后期，崔愷又有一件重要作品诞生，即北京外国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又称为外研社。这个项目体现的符号暗示性语言尤为强烈，形式上为书与书架的意象，看到的是建筑内外结合的一种韵味，同时也类比于西安阿房宫凯悦酒店的官帽屋顶的暗示，两者都是强调一种抽象的隐喻。所以，崔愷在满足功能的基本需求后，设计倾向于一种符号、隐喻、象征与体量关系的语言。而这样的体量关系，一方面回应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期望，一方面体现出中国人对建筑的某种象征性的理解。更准确地说，崔愷的建筑欲表述出一种神似，崇尚某一种神韵，能更抽象点就抽象点，这种抽象化后的神似所散发出的韵味，是他个人的追求也是大众解读的需求。

建筑与城市

而从外研社的设计中，崔愷也开始思考到建筑与城市的关系。项目中巨大开口和开敞立面是面向城市而开放的，仿佛特意与城市进行对话，建筑企图以一种敞开胸怀的姿态，让城市看到内部空间层次的延伸和变化。但是真正让崔愷更深入思考城市问题是在日后通过国际交往与旅行时，在城市中能停留较长的时间，而去慢慢观察城市，细细品味，以致后来他对城市空间的兴趣，并体现在日后的设计中。

泛指的功能性

从崔愷的设计中，可以观察到他首重功能性的考量，通过对空间单元之间动态的排列组合后，展现出设计者所欲表述的设计行为和架构，探讨平面布局中物件与物件、单元与单元、列与列之间的前后组织相连的簇群关系。与此同时，崔愷认为功能是泛指的，除了建筑内部使用的功能外，还包括环境本身所提供的功能，室外功能对于人活动的导引与创造，城市功能与建筑功能之间的联系和对话等等。这是偏向于广义的功能定性，而在功能考量后产生出神似的形体则是一个相对的结果，非设计意向上的目标。

园林的空间关系、景点制作的多样化链接

在“功能性”的思考基础上，于20世纪90年代末崔愷的设计姿态慢慢在转变。从阿房宫到丰泽园再到外研社，崔愷的设计处于是一个形体的隐喻与展现，着重于单体建筑的构成;到了北京外研社大兴会议中心，他有了改变，从思考传统园林中的空间关系，与后现代主义建筑的景点制作的多样化链接的想法出发，让设计稍稍产生一种局部的“开放性”，回归到功能与理性的思考范畴，同时注重“群体功能”的合理配置，即平面布局依功能的增加而扩增，体现出单体与单体之间构成的群体前后组织相连的排列组合关系。此项目非但看不到任何符号、隐喻与象征的语言，但是“体量关系”还是存在着，并朝向水平方向的延伸发展。

城市文脉的历史延续、传统与现代的混合并置、胡同的社区文化

不管设计姿态上的转变，思考建筑与城市的关系仍是崔愷主要关注的方向。他始终认为建筑是渺小的，建筑只是城市中的某个片段，觉得传统城市空间比现代城市空间更有味道，更让他感到兴趣。所以，在德胜尚城办公小区的设计中，崔愷关注到当地传统城市中文脉的历史延续，他将原有基地上的胡同与院落的脉络，用现代的方式予以重现，考虑场地上传统城市遗留下的肌理与环境、与新建构造物之间的融合关系，并在“功能性”的基础上，用肌理中的场景与线索将传统与现代混合与并置在一起。而这样的场景与线索全来自崔愷儿时生活在胡同里的回忆，就是在北京一定先从大街进胡同、进门楼后进院子，然后再进家里面，胡同空间的秩序变化是界定北京的一个很重要原则，而门是朝里开，也是胡同中重要的一点。经由这次的设计，崔愷重新对文化的载体有了新的认识，重新去思考胡同——一个在北京很重要的建立社区文化的场所。

几何体量的单纯化、减与简、干净与纯粹

从北京外研社大兴会议中心到德胜尚城办公小区，到之后的一些项目，不管是从场地、从园林、从城市、从文化的不同思考方向切入，在姿态开放后，崔愷的形式语言渐趋于干净与简单，逐渐体现出一种“几何体量关系”的单纯化，去除繁杂的元素，这种去除也是一种“减”与“简”的态度，由于在形式与形体上减去后，能量不但不减，反而更强大，也使他的设计常常悠游于收放之间：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从一个“洹”字，衍生出建筑形态，并结合国家对遗址保护，对地域景观的考虑，建筑低调隐没于土地之中，挖去的几何体与土地合一，而土地之上的建筑则归于零。北京韩美林艺术馆，建筑几何体退隐到巨大框架之内，低调且不张扬，是一种收的状态，然后才是清水混凝土肌理的表述，整体上内敛与质朴之美油然而生。山东广电中心(图9)，几何体量的语言更是明显，在基地狭长的限制下，东边以几何体与玻璃体相互穿插组成，与西边的高耸体量形成强烈的对比，夸张悬挑的体量，给人一种巨大的震撼力，建筑非常直接与开放。北京西山艺术工坊，在外立面上以不同进深凸凹的几何方块面与不同开窗面搭配，处理得更为干净与纯粹。

本土设计

20世纪90年代后期，崔愷国际交流开始变得频繁。由于他作为一名中国的本土建筑师代表，自然受到更多的期待与质疑，进而也刺激到他自己的进一步思考。于是，他认识到中国与许多亚洲国家一样，都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在追向欧洲，且价值观趋于一致，可是，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亚洲建筑师的关注点却又在另外一个方向上，他们拿出的作品是非常“乡土化”的，都在阐述他们的私人住宅、小会所，与旧建筑改造等等，这些都偏向于“小”范围与规模的“地域”建筑，很少讲他们“大”的“现代”建筑，这样的发现让崔愷思考到，虽然中国建筑师表面操作的面向很“国际化”、“现代化”，但是思想上是不是落伍了?另外他也反思到，作为一个生长在北京的建筑师，自己该对这个城市负起一些责任，并该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所以，崔愷将自己的反思并同他多年来的实践过程与成果归纳与梳理后，总结出他的建筑哲学观。他认为建筑是一项综合性服务事业，不像可以主观表达个人情感的纯艺术，建筑有它客观的因子，于是，他提出“本土设计”的理念。所谓“本土设计”的理念，就是在广义与泛指的“功能性”的基础上，有着对城市历史与自然环境尊重的含义与态度，且需多加考虑建筑的各种影响因子，本土设计”也是一种“地域性”与“场所精神”的追求，反应现状，满足功能，以一种“持中性”的思考与态度，体现出作品多元、多面貌的形态。

立足于土地的理性思维

之后，崔愷又深化了“本土设计”的理念。崔愷在设计中讲究设计的理性主义的思考，而这个思考面向又是现代建筑发展中重要的学派与原则，所以，设计的理性主义是一种思考与思维模式，讲道理，述逻辑，而更多的是关心环境、关心人文方面，所以，“本土设计”是立足于土地的理性思维。另外，“本土设计”在今天大规模建设环境中，也包括原则、立场与使用的策略的拟定，崔愷认为设计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一个更精致化、更高的艺术追求。总结的说，崔愷对于“本土设计”的态度是从容且客观的，而“本土设计”就是立足于土地的理性思维，表述的姿态趋近于优雅与自在。这样的设计逻辑，是崔愷自己的建筑哲学观与中心思想;而这样的设计思考，崔愷还一直持续着，值得世人细加的来审视与认识这样一位中国建筑师。

作者简介：

黄元炤，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中国(近、当代)建筑研究与观察者。建筑专栏作家。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与当代建筑史论的整合、研究、系谱与纲要”。曾于《城市·环境·设计》、《ABITARE·住》、《艺术与设计》、《世界建筑导报》、《建筑中国周刊》、《中华建筑报》、《新京报》、《WAVE》等建筑、艺术与时尚专业杂志、报纸发表关于“中国近代与当代建筑”的研究论文，共计二十余篇。

主要著作：《20中国当代青年建筑师》、《流向：中国当代建筑20年观察与解析(1991-2011)(上、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