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盖里：叛逆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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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懂中文，盖里并不知道自己的泉州当代艺术馆方案在中国引起了什么争议，但他知道库哈斯设计的CCTV新大楼被中国人戏称为什么：“人们不理解这个建筑，他们就开始害怕，比较容易去嘲笑它。”

弗兰克·盖里在接受中国媒体专访前，正在走廊的高尔夫球练习球道上挥杆。“我很好胜，我不知道我会活多久，我只有一直工作到死，或者在天堂，或者在别处再找一些客户。”

“到处都是模仿西方的建筑”

问：你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会怎么去发现一个城市，看到城市的哪些方面？

弗兰克·盖里：很难解释。我只是永远很好奇，不停地问问题，用眼睛去观察一些东西。泉州有很多山水景观，对我都是很重要的参考，但我只是把它们提炼出来，我不希望抄袭或者模仿它们。我们参考了田园风格，我们也很尊重附近的一些民居。我们也设想美术馆附近的环境，想象周围原有的工厂可以成为美术馆的一部分，我们想象也许还可以开发附近的一些商业建筑，在美术馆附近做咖啡馆。

问：你会预先做哪些案头工作？

弗兰克·盖里：我受的建筑教育主要是受亚洲的建筑影响的。我研究了很多亚洲艺术和书法，也研究亚洲的音乐、文学和宗教，对佛教也有一些了解。

我在大学读建筑专业的时候，很多教授是二战时的军人，他们在太平洋战场胜利后回到加州，在教建筑史时，都是以京都、奈良的神宫作为建筑例子。因为日本很多的建筑是用木头做的，加州也有地震，我们就模仿用木头做建筑。日本的建筑在加州很容易被模仿。我早期的建筑，做了一些小房子，看起来有点像是中国的房子。我现在为自己盖一个新的房子，很有点中国味，就好像存在于我的基因里面。

问：你以前的建筑都是白色和银灰色的，这次在泉州的建筑却是红色的外立面，你是如何发现泉州的主色调是红色的？

弗兰克·盖里：泉州的那些红瓦、弧形的屋顶，那种圆形的屋顶，红黑线条的砖头，给整个城市很特殊的视觉效果。东西双塔的视觉效果也很强烈。中国的城市从胡同和小巷子，以及建材的选择，都有一个人性化的规模和尺度。但是，中国后来建造的那种新建筑都忽略了这些传统。年轻的建筑师，比如王澍曾经也抱怨过，他跟我有一样的感想。

我十年前去过北京，那时候北京正在快速拆掉胡同那样的老建筑。我再回到北京的时候，看到了很多丑陋的大楼，都是模仿西方的建筑，很失望。全世界都有这个趋势，韩国、洛杉矶……全世界都一样，不只是中国。

在人类建筑史上，只有文艺复兴时期在建筑语言上有一些突破，比如希腊的米克洛斯岛，整个岛都是白色的小房子，有一种很自然的美。我2012年去不丹，那里的新建筑都是模仿旧建筑的，但不是很到位，就好像把原作丑化或者卡通化了。当地的发展局已经批准了四百多个仿古的建筑，不丹的历史价值可能被这些新的建筑给毁了，这是一个负面的发展。不丹政府也有担心，但不知道该怎么办。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发展一种可以在今天应用的、新的建筑语言。但看起来人们没有这种决心找适当的人或者是方法去解决。

中国好像只有一个人，就是王澍能够做得出来。王澍得到普利兹克建筑奖，我非常钦佩。但是他会面临一个问题，他对过往历史被破坏的那种愤怒，也许会使人家害怕和他合作，但是其实是应该和他合作的，我觉得中国美术馆新馆应该让王澍去做。

问：你和蔡国强是好朋友，蔡国强向你介绍泉州的时候，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弗兰克·盖里：我们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对话，从来没有一个很直接的方式来谈泉州。蔡国强把我带到泉州，给我看泉州的各个方面，我就像吸尘器一样，把什么都吸进去了。我和蔡国强一起开始工作的时候，做了二十多个模型。蔡国强是很好的向导，他告诉我应该往哪一个方向走，他很热爱这个城市，不会让太坏的事情在泉州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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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去在中国的经历都不是很成功”

问：你在这个项目上有很多很好的创意，是什么让你这么激动，因为有这样的地方让你完成全新的东西，还是因为这是一个陌生的国度？

弗兰克·盖里：中国不是很陌生的国度，空气也不是很清新。中国对我来说是一个谜，作为一个建筑师，我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参与中国的建筑设计，我过去在中国的经历都不是很成功，比如我参与竞标中国美术馆新馆的体验是很负面的。我不是说很生气，我尝试和他们对话，但是好像没有和馆长、副馆长接上轨，他们看起来为人很好，但是他们也有一些议题是和建筑完全没有关系的。没有人对我很坦白、很直截了当地交流。有人说我的建筑像黑棺材等等。他们认为我的玻璃设计代表了脆弱，甚至有评委拿着锤子敲坏了我的模型，以此来证明这个设计是易碎的。这是我不习惯的合作方式。以前也有人问我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做设计，我一直回避在中国做项目，也没有直接主动地参与。蔡国强是一个我尊敬的艺术家，他邀请我做泉州项目的时候，对我说话非常直接，所以我很容易理解，大家有共识，他也信任我，相信我有一天终于会到中国来。

问：你参与做这个项目也差不多三年多了，碰到很多的困难，是不是这些困难使你坚持到现在呢？

弗兰克·盖里：我两年前来泉州的时候，并没有设想我一定会做这个项目。那时候我是来帮助托马斯（托马斯·克伦斯，GCAM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托马斯想做一个很大很大的艺术馆。当时我对蔡国强讲，做一个规模比较小的美术馆对泉州更好，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现在的建筑规模是适当的，尤其旁边的老面粉厂可以融入美术馆，不同的空间展示不同的作品。也许过了20年以后，这个美术馆的面积会翻倍。但我认为现在这样是一个正确的组合。

问：汇报会上，领导专家对你的设计方案给予一致的肯定，这种反应是在意料之中的，还是意料之外的？

弗兰克·盖里：我不关心这些。我只知道来了很多商人，也许他们原来很怀疑艺术的作用。他们在想究竟要买NBA篮球队，还是投资在我们的美术馆里面。我想我们为什么都在那个房间，是因为他们信任蔡国强。

毕尔巴鄂那边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化。但是他们也很注重商业。他们决定在那边盖美术馆，是那边商业部门决定的。你简直无法想象一座成功的美术馆可以给一座城市带来多大的价值，在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建成之前，当地的工业在衰退，许多年轻人都想着离开。在博物馆建成之前，只有3%—4%的年轻人对艺术感兴趣。而博物馆建成之后，许多年轻人愿意进入大学学习建筑和艺术，他们决定留在毕尔巴鄂更好地建造这座城市，完全是受了博物馆的影响。博物馆成立以后所获得的经济收益足以收回建筑成本。2012年毕尔巴鄂获得了5亿欧元的收入，其中28%的经济收入来自美术馆。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把城市的命运扭转了过来，这是对商业很好的投资，投资者所需要投入的资金并没有那么多，回报却相当丰厚，比买股票好得多，股票大家能够赚10%就很开心了，这个项目的投资能够赚200%。

问：有很多外国建筑师，把他们的作品带到中国，引起很多的争议，包括你的这个项目也有争议，不知道对你会不会有影响？

弗兰克·盖里：我不会中文，我也不是很理解那些争议是什么。尽管雷姆·库哈斯设计的CCTV大楼被冠以不雅的称号，但我仍然相信这个建筑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建筑之一。人们不理解这个建筑，他们就开始害怕，比较容易去嘲笑它。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巴斯德发现细菌之前所面对的情形一直在重演，这样的现实一直都没有改变，会一直持续下去。很多人不相信科学的进化论，他们只相信上帝创造世界，就像《圣经》里面说的七天之内创世纪。所以当《圣经》故事是好故事，很轻易就让人相信了。你读《爱丽丝梦游仙境》也有同样的效果，所以，我相信爱丽丝梦游仙境。

“建筑不是我的孩子， 因为我有真正的孩子”

问：我们说起你的作品，就会想到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你在给蔡国强的信中说，泉州美术馆是你职业生涯中最好的作品。你觉得会超过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吗？

弗兰克·盖里：我投入全部精力做一个项目，都是觉得是自己毕生做得最好的事情。我发现其他的建筑师朋友，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每个人很投入做一个事情，都会有这样的说法。我相信我需要这样坚信这个事情。我一定要相信这个事情是自己毕生做得最好的，才会很兴奋地做。

问：你会对所有的甲方都说同样的话吗？

弗兰克·盖里：我有两件事情，第一，我会很担心我也许会做不出来，所以永远是不容易的；第二我在事情成功的时候，就会很高兴，情绪会高高低低，建筑盖起来的第一年，我想躲起来，没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

问：黑川纪章先后设计了27座美术馆，他把这些美术馆都称为自己的孩子，你会怎样称呼自己的作品？

弗兰克·盖里：我不觉得建筑是我的孩子，因为我有真正的孩子。我认识黑川纪章，他有不同的背景，来自不同的世界。完成一个建筑项目就好像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因为每一个建筑起码要占用五年，占用你人生的很多时间，比如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就是一个七年的工程，你需要长时间很投入一个项目，就好像你的心或者灵魂献给这个项目。就像我说的，会有高低起伏，每个项目都很不一样。但是我永远不会跟自己的客户说，我会做出一个代表作，我不会事先去说成功，我只能答应说，我会很小心地跟他们合作，倾听他们所有的问题，在他们预算之内，做出他们想要的作品。因为我会很强烈地说出我尝试在每个项目当中达到什么。我不会把这个项目躲在房间里面想很久，我有一些朋友是会这样子的。但我不会，我是经常会说出心里话的人。

问：中国有很多年轻人在学建筑，你对他们有什么忠告吗？作为一个建筑师，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弗兰克·盖里：要把握自己的个性，不要害怕，要保持真我。不要困在别人的作品里面，我们都有很多先人，亨利·马蒂斯、毕加索、柯布西埃，他们没有尝试模仿前人，他们都创作出自己独立的风格，有很强的竞争意识，喜欢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