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规划“梁陈方案”败给前苏联专家意见

梁思成与陈占祥

“梁陈方案”诞生

事实上，在这次会议之前，梁思成已经对北京未来的规划有了初步的设想。他的观点是，设计一个新的市中心，这样可以保护北京古城风貌，这与陈占祥的观点不谋而合。

然而两人的分歧却在选址上，梁思成认为应以早年西郊五棵松一带日本“居民留地”为基础，建设新中心。陈占祥的意见则是不把新城建得那么远，他建议把新市区移到复兴门外月坛以西、公主坟一带，使之成为老城西长安街的延伸和连接新旧两城的纽带，同时把钓鱼台、玉渊潭等建成新的公园和绿地，相当于老城内的三海之于故宫那样；再把南面的莲花池也组织进新的规划中来，这样，新行政中心就可以东连旧城，西接新市区的生活、商业、服务区，背靠海淀、香山等教育风景区，南向莲花池和丰台铁路交通总汇，形成北京的第二条中轴线。

令陈占祥意外的是，梁思成很快接受了他的建议。1950年2月，长达2.5万字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完稿，北京规划史上著名的“梁陈方案”由此诞生。

“梁陈方案”首先指出，确定行政中心位置是北京都市规划中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并建议拓展城外西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地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行政机关所必须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

接着，“梁陈方案”以大量篇幅，陈述了前苏联专家主张在内城建立新行政中心的弊端。针对前苏联专家提出要在长安街沿线建设中央政府办公大楼的设想，“梁陈方案”指出，这是“欧洲19世纪的大建筑物长线的沿街建造，迫临交通干道所产生的大错误”。

具体解释是：“以无数政府行政大厦列成蛇形蜿蜒长线，或夹道而立，或环绕极大广场之外周，使各单位沿着同一干道长线排列，车辆不断地在这一带流动，不但流量很不合理地增加，停车的不便也会很严重。这就会基本产生欧洲街型的交通问题。这样模仿欧洲建筑习惯的市容，背弃我们不改北京外貌的原则，在形体外貌上、交通系统上，完全将北京的中国民族形式的和谐加以破坏，是没有必要的。并且各办公楼本身面向着嘈杂的交通干道，同车声尘土为伍，不得安静，是非常妨碍工作和健康的。”

“方案完成后，梁先生和父亲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陈愉庆回忆说，“在父亲晚年时，他曾向我感慨说，他和梁先生以为用十几张图纸和两万多字的建议书完成了一份使命，后来才知道，这是要用一生去承担的责任。”

“梁陈方案”诞生后，梁思成自费印发100多份，送呈到中央人民政府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各机关及首长处。

1950年4月10日，梁思成亲自执笔写了一封给周恩来总理的信，恳请总理能在百忙中赐阅，信中再三陈情“北京目前正在发展的建设工作因为行政中心区位置之未决定而受到影响”。

信发出的第10天，北京市建设局工程师朱兆雪和建筑师赵冬日发出了针对《梁陈方案》的战书。4月20日，他们写出了《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大义凛然地支持前苏联专家在旧城建立行政中心的计划。

这场争论逐渐升温升级。

确定以旧城为基础扩建

陈愉庆说：“父亲一直以为北京的规划是学术之争，但却被一些人指责为是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一些人指责"梁陈方案"选择的新行政中心位置，是"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从英国归来不久的父亲也完全弄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把行政中心迁到城外，并不妨碍天安门成为领导人检阅群众的庆典中心啊，这和否定天安门有什么关系？他曾为此大惑不解地向梁先生请教。”

梁思成比陈占祥清醒得多。1950年10月27日，梁思成不顾重病缠身，再次致信北京市领导彭真等人，呼吁早日确定中央行政区位置。

彭真答复梁思成：北京城市建设的方针是“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中央服务”。他还告诉梁，有一次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曾指着广场以南一带说，以后要在这里望过去到处都是烟囱。

没多久，前苏联专家的规划方案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毛泽东指示：“照此方针。北京市的规划就这样定下来了，即以旧城为基础进行扩建。”

1953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该小组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办公，被称为“畅观楼小组”。

前苏联专家被聘请到小组中指导工作，一些党的干部和政治上坚定的技术人员成为“畅观楼小组”骨干，从此，北京城市规划纳入党内研究的范畴。

“畅观楼小组”成立后，梁思成、陈占祥等原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大多数人不再参与北京市总体规划编制。

此后，中共北京市委的“畅观楼小组”制定出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明确指出北京的性质为“北京不只是我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而且还应该迅速地把它建设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的中心”。

由于国内外形势的骤变，“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出现及中苏冲突的公开化，该总体规划草案没有得到中央书记处的正式批复。但“文化大革命”前的北京城市建设基本就是照此方针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