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昕：从思维和技术两个层面的转变应对规划转型

要应对城市规划转型，规划机构一是要转变思维方式，二是要提升技术方法。规划虽然作为“软科学”，但一定要有“硬”的成果去支撑决策的科学性，不能局限于空间规划的范畴，要对社会、经济、文化等有更全面的了解。

袁昕，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说到规划转型，如果把城市规划当作服务或产品，其内容应该取决于供需双方的需求和能力，首先要考虑的便是需求方，规划的主要需求来自于地方政府，虽然也有一些开发企业等，但从整体来看，城市规划是政府事务的一部分，是政府公共政策制定和空间利用的工作平台。

在新常态的背景下，整个社会面临大的转型，包括经济结构优化、政府治理提升等，而规划转型正处于整个社会的转型过程中，首先要关注需求方会对规划提出什么新的需求，如果能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就能够知道自身要往哪个方向做调整和应对。

从政府治理的角度来看，以往政府并不非常关心规划本身，而是关心规划所带来的土地开发或其它方面的效益，关注哪些事情是要通过规划来实现的，再当作条件放到规划中去，这个过程是倒置的。我们以往很多规划是按照这样的思路走的，所以规划“背黑锅”也不都是冤枉，因为规划更多反应的是政府某些片面的目的或者某些官员的个人意志，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现在我们要转型，要提倡政府治理的科学决策，治理和决策的过程都在慢慢发生着变革，这个时候对规划的要求也有所转变。规划虽然作为“软科学”，但一定要有“硬”的成果去支撑决策的科学性，作为规划设计企业，要对这种转变有所应对。

我认为，规划设计企业的应对应当包括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工作方法和思维逻辑不能再被地方上的一些片面的主观需求牵制，而是要更多地回归到对城乡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探究，回到吴良镛先生所提倡的人居环境科学范畴。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空间规划，而是要对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多个方面有更全面的了解，这样才能够真正掌握它的客观规律。我们以前的规划总是把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当做上位规划，只在空间上做落实，现在大家的共识是要探讨“多规融合”或“多规合一”，把空间规划跟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紧密结合起来。规划要往前有所发展，一定要在思维逻辑上把原来的方向转变过来，更多地探讨、研究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而形成更客观、更科学的判断和预测，协助地方政府在执行地方事务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预判，回应业主方对规划的需求。

第二个层面，是工程技术方面的落地和创新，这也是今年清华同衡学术周的主题最后确定为“人居·常态·创新”的原因。现在不断涌现的新技术，以及过去我们接触并不多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环境问题等，以往都是独立的学科和板块，我们仅仅是把他们的成果拿来放到规划里去，对它们本身并不了解。现在我们要跟它们有互动，有更多的了解和融合，这也是第一层面所涉及的内容，但这一层面所做的还远远不够。将来政府的工作可能会更加务实，这种务实是在判断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往下做的务实，需要我们更加关注具体的技术和方法，才能保证规划的有效实施。

这意味着，首先，我们要提高自身的工作效率，作为企业这在将来会变得非常非常重要，现在热议的工业4.0或者说第四次工业革命，其实是把效率放在一个更高的位置，对资源的利用、对环境的低冲击和低碳等需求事实上都是跟效率相关的。规划企业同样也要强调效率，效率的提高一定要尽可能地吸收或借用更多新的工程方法和技术，比如现在广受关注的大数据等新的分析技术。接下来，就是要沉下去，这正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重回营造”。决策一旦做出，就不应该被下面的执行再返回，要避免一个产品在工程上不具可行性的问题。我们不能做新一代的愚公，可以确定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可以马上付诸行动，然而确没有一点工程的概念。

总结来说，应该提倡以上两个层面的转变来应对“规划转型”，前者是思维的转变，后者是技术方法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