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琳：“绿见十书”之“社会性的住屋”

社会性的住屋

保障弱势的群体，在目前的中国已经不应当仅是温饱问题的解决。保障我国普通人民有一个安全、健康的居住环境是国民关怀与国家先进的体现。相比之环境议题，我认为，在基层的居住环境中规模化地实现绿色规划、建筑和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更加体现在其可能达成的深刻社会和经济发展意涵上。如果没有国家、企业和政策的深度支持与介入，弱势群体的生活保证和绿色安居就是空谈。绿色保障房的最大障碍就是企图完全市场主导而引发的短期的、对最大利润的追求。毒奶粉和豆腐渣学校这样的情况之于保障房屋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其对于弱势群体的伤害最大。当然，就环境而言，生存尊严的问题，当然与生活在一个优质和安心的环境有关。虽然，因为生活方式的原因，我认为一个普通的保障房年单位耗能量大概会比一个LEED白金级的“绿色”豪宅的单位耗能低的多，但大规模的低收入住宅开发，仍可以形成可观的环境规模效应，并积极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真正意涵，让普罗大众对于环保这一回事有直接认知和推动。

首先需要考虑城市设计与住区规划的层面。在大范围上，需要考虑都市土地供应的问题。保障房需要纳入都市更新循环和城乡改造，通过国家干涉提供优质土地；同时亦可以通过既有都市旧房改造（而非拆除）来解决低收入住房问题。绿色保障房不一定是新建房屋。再者，需要考虑公共交通的便捷。便捷的公共交通可以大幅度地节能环保和提高土地效应、发展集约社区，并减少开支。在功能上，土地功能单一僵化的理解，住宅优先于一切的空间逻辑会阻碍多元化社区的发展。没有适宜的就业环境、老龄设施、教育机构、医疗体系、商业环境、优质的物业管理，那么保障社区就会发展成为悲剧，成为未来的贫民窟。基础设施的绿色规划比建筑更为重要。热电联产、集中供暖、地源利用、中水处理、湿地生态景观、可更新能源的利用、废物回收等绿色措施在技术上更适应于在大规模的保障房计划中实施。在建筑上，没有什么措施比因地制宜的被动设计更为牢靠有效。考虑阳光、通风、遮阳、绿化以及人性化的公共空间有利于开源节流，实现长远的利益。因此，与被动设计密切关联的微气候研究需要纳入互动设计程序，确保通风环境、日照、采光、保温隔热等因素与小区规划建筑的形态密切关联。

发展中国的保障房屋的计划，不是一个单纯开发和市场的问题。政府必须承担与肩负推行公营房屋发展计划的任务，这与以前的公营住房计划截然不同。这种在自由经济中的公营角色，正如香港房屋委员会（房委会）在过去50多年的角色一样。抑或是以政府领导，更多地考虑非盈利机构和社区组织的参与。

因为涉及更为敏感的居住问题（因为低收入群体对于生活开支会更为敏感，保障房涉及的群体需求也极其多样化），因此公共咨询和参与计划需要更为周详。透明的规划和设计审批程序，以及意见反馈制度，可以切实落实符合居者需求的实而不华的产品。绿色保障房需要成功制订能够达致共同目标的规划和设计大纲。

让低收入户为绿色措施买单，不论是在思想认识上和经济考虑上都不尽合理。国家需要充分利用税收与补贴杠杆策略保障开发中的税务减免和经济津贴补偿，比如减免开发环保居屋的税收，提供可更新能源的经济补贴等。

此外，应对我国保障住房，应当依照示范工程量身发展性能化的具有环保和经济针对性的各类保障房绿建标准，而不应完全照搬诸如LEED等美欧系评估体系。标准需要更为细化，并适当对应构造、材料、设备手则，已落实确保成本、性能和质量控制。标准的执行也需要考虑执行强度。

香港政府因为长期致力于低造价居屋的规划与设计，因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笔者曾经就环保居屋的问题专门请教过香港房屋署馮宜萱副署长（其特约专稿“从规模化生产到个性化制造”已发表于2010年的“生态城市与绿色建筑”杂志中）。时至今日，香港约有三成家庭居于政府房委会辖下约700000个公共租住房屋单位，这些单位分布于高楼林立而人口稠密的都市居住环境。冯署长认为，多年来，政府为达到建屋目标，采用各种不同方法以规模化生产方式建屋，从早期的大厦标准化，演变至预制和机械化建造技术，后来更演进为大厦设计因地制宜的单位组合化。这些最新发展有助提供优质房屋予租户，并改善环境，同时又保留以低成本大批建屋的裨益。

公共租住房屋单位的建筑成本，与类别相若的私人楼宇工程相比，大约低36%。建筑成本较低，是因为规模经济、采用机械化建筑方法、优化的结构设计，以及采用平实、恰当、简单的装饰和装置规格所致。

商品私楼的小户型和保障房的小户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对于城市较高收入的家庭，90平米也许会嫌小。大户型是豪宅范畴的基本概念，即使是小户型，亦会走精品路线，因此造价势必昂贵。可是一处环境优雅、阳光明媚、配套齐全的30平米居室对于寡居老人、单亲家庭、或是青年民工夫妇来说，已是人生奢求。对应不同的需求，保障房应当考虑人均面积的集约以及更高的使用效率。都市便利区开发保障性小户型将会是未来发展集约与多元可持续都市和城市化进程的必然，但开发配套与管理需要与其定位密切配合。

西方的低收入住居计划措施与中国的问题很不一样，主要是发展水平、社会福利制度、土地规模、人口规模、工业化程度的差异。西方国家的低收入住宅有时比我们的中产小区都好。但国外的低收入住区的资金来源更为多元丰富-开发商、非赢利机构，福利组织的关系，租赁者和社区组织的关系也更为密切。在中国，因为NGO等组织的问题，较难多渠道地多元化投资。另外，定向化的税务制度和经济刺激方案也需要与保障体系挂钩。此外，保障房的开发可以更为创意。在国外，有的低收入社区通过改造集装箱来提供即环保有舒适的住所。比如在英国伦敦的Trinity Buoy Wharf就发展了饶有趣味的港口集装箱住区(Container City)。

在香港，房委会锐意营建环保公屋，优秀的案例包括秀茂坪南村。秀茂坪南村历史久远，其新建5栋建筑物提供超过4,000个单位。项目一开始的设计已着重可持续发展及节约能源，项目规划及建筑物细节均针对该区而设计。风斗为较不通风的建筑物引进自然风，设计新颖。绿化设计亦非常出色，包括保留现有树木，及多达43%的绿化比例。这个项目鼓励预算及设计均有限制的公屋，推行更多绿化及可持续发展设计，这个项目具示范作用。

在牛头角下村重建计划第2及第3期中，项目于预算及设计上均有多种限制，主要着重社区参与。项目于整个村的通风设计上经过细心考虑，以特别设计将自然风引入空气流通较差的地方。

另外房委会亦在积极进行碳排放估算，如果公屋项目碳排放超标，会研究从结构材料和公共设备入手减碳，例如采用节能光管减少电量消耗。新近，房委会已决定将矿渣微粉混凝土应用于日后的建筑项目，并在石夹尾村高层公屋的预制外墙组件试点。

作为发展机构，港府房委会的资金有限，虽然其在若干新城规划方面的问题尚需检讨，但其仍然能够供应充足的公营房屋，以履行港府的承诺，而且为住户缔造优质、绿化和健康的居住环境，以及提供令住户生活舒适的屋宇装备。为此，港府在建造公营房屋方面与符合条件的业务伙伴合作，以求达致高度的安全和质量标准。房委会在公营房屋发展项目采用大批个性化制造模式，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把造价维持于规模化水平，以满足社会大众和房委会本身的需要。

国家需要考虑低收入居住议题中更为支柱性的政治与制度问题。保障房的绿建问题不是深层矛盾，政府主导的社会公义住房制度才是本质问题。规划与住房政策失当，不但造就了经济结构失衡的地产城乡，同时亦带来了类似香港天水围和屯门这样的缺乏区域经济发展的围笼封闭式的悲情城市。

在技术上，预制和标准化设计建造是通过规模化生产方式提高质量和生产力至关重要的一环，其结果是提高包括环保在内的诸多建筑性能的提升。数十年前，中国曾经采用类似技术解决迫切的住宅问题，但当前的预制和标准化技术更日趋成熟，结构组件和建筑组件，立体浴室与厨房的应用有利于减少维护保养费用、提高质量和节能减废。

目前，我们必须在各个地区通过缜密的示范工程研究来造价和绿色性能的达成，以关注成本趋势和减少可能发生的风险溢价。

要推行保障房屋的改革并非易事。我国房地产及建造业极为复杂的，有很多不同的参与者及其传统运作模式。要落实改革，我们必须让多方面的参与者共同建设一个多元及低风险的保障计划。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郝琳，生于北京，清华大学学士、伯克利加大硕士、剑桥大学博士，现任Oval Partnership都市建筑事务所和Integer绿色智能事务所董事合伙人兼可持续设计总监。其主脑设计的建筑作品屡获国际和亚洲指标性建筑奖项，如RIBA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国际建筑奖、两度DFAA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奖、两度Perspective透视设计大奖总冠军奖、MIPIM都市更新设计奖、Bloomberg中国最佳住宅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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