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忱：挑战即机遇

陈忱

reMIX 合伙人

十年展的研讨会中“建筑与教育：我们如何设计新的公共性”“实践与研究并行：独立事务所如何在激流中国中成长”“再议景观都市主义：跨尺度设计方法如何塑造适应性城市”这三个议题是如何确定下来的？

CC：2022年我们从北京搬到深圳，那个时候reMIX差不多快10岁了，于是借着reMIX“南下”这一契机，我们计划办一个十年展，取名reMIX X。

当时我们的想法非常简单，即是在华侨城创意园的工作室中陈列一些我们以往的模型，精选出十年十个项目，既是十年展，又是暖房趴。但由于疫情的原因，这件事被搁置了。半年之后，福田中学面临交付，我们邀请朱竞翔老师来为reMIX撰写文章。他提议我们可以将十年这个节点转化为定义“我们是谁”的重要契机，将福田中学与我们的其他实践作品放置在一起，引发更多的讨论，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引导我们去反思、去思辨，为下一个十年做好准备。

从北京来到深圳之后，我们发现reMIX前几年的历史仿佛遗失了：对于深圳的朋友来说， reMIX是一家“学校专业户”。这固然是一种好的“误读”，因为学校类型确实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然而我们对成为“专业户”这件事情非常警醒，因为探索新类型，不断寻求新挑战，才是真正属于“临界”的常态。

因此我们希望用另外两个关键词来加以平衡，也就是“独立事务所如何在激流中国中成长”以及“再议景观都市主义”。

对于独立事务所来说，在快速项目推进的过程中，想要做到实践与研究并行，实际上是非常矛盾的。在极为紧张的项目周期中，输出一些以往其他时间所做的研究，和在充足的周期中边做研究边做项目，这种可能是独立事务所在中国所需呈现的状态，这个问题我们觉得十分值得被讨论。

第三个关键词“景观都市主义”在我们不同尺度和不同类型的项目中都有意地持续进行着讨论和研究，是我们三位创始合伙人创立reMIX时的共识，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着reMIX的基因。

然而对于reMIX究竟是不是一家“景观都市主义”的事务所，实际上我们也在十分谨慎地探讨这个问题。当面对真正的市场以及真正的实践环境时，我们也会对其有一些批判和修正。十年之后，景观都市主义是否迎来了一个“好时机”？或者说它处于“成熟期”“上升期”还是已经衰落了呢？我们觉得这是极具讨论意义的。

 

在展览第二部分“伊始”中，提出在reMIX创立之初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研究、教学过程，这种理论的探索与积累对reMIX后期的实践有什么影响？理论如何转化为reMIX实践的工具？

CC：景观建筑师的兴趣会非常广泛，特别是对城市化背后诸如垃圾处理、水、能源等政策层面无形的问题的讨论是一种常态。这些问题实际上，在深层次影响着我们整个城市空间的生产以及建筑的设计，我认为非常重要。

以景观都市主义为研究线索，使得我们能够怀着持续的兴趣，通过不同的形式，展开具有一定深度的讨论。比如2013年我在哈佛GSD就读时的学生作业“重叠城市”，其实就是在讨论能源问题。倘若以后我们不再依赖化石能源，而是去接纳新能源，这将会对我们的城市规划、城市设计，以及建筑和景观设计产生深层次的影响。

当时我提出了一种组团的能源基础设施模式，以及探讨它与水、景、林地如何构成城市。在深圳理工大学项目中，我们为这种关于能源的讨论增添了更多的因素，比如洪涝灾害等等，最后我们提出一种模块化的聚落模式，以水的通道地表径流作为不同聚落组团之间的绿廊。它的原型是经由长时间高度专注的研究以及跨专业研究而形成的。在时间紧张的竞赛中，迅速启用一个过往可能研究过的原型，为我们这种超小团队驾驭超大项目奠定了基础。

 

在过去十年里，景观都市主义主张有哪些改变与发展？景观、建筑界限的模糊，从建筑师的角度来说，是否意味着需要负责更多的工作？

CC：reMIX首次在设计项目中运用“景观都市主义”的论述，大约是在2015年东莞旧街后工业园区改造之时。那时我们第一次向业主提出了“棕地修复”以及“雨洪管理”的概念，这些概念在欧美国家已然成为了一种共识，甚至还有相关立法。但对那时候的国内业主而言，还是一个新事物。

到了2021年，当我们中标深圳理工大学项目并再度探讨这些问题时，我们的切身体会是国内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景观都市主义”或许真正抵达了一个极为适宜且有施展空间的状态。

在国内，生态文明建设、棕地污染问题、水资源短缺，乃至气候的变化，都已成为当下全社会的共识，业主的设计管理部门会有不同专业的设计顾问参与到整个项目的决策之中。如今我们再去推进项目会更容易沟通，也更具备条件去实施。

从方案设计的角度而言，我们经常打破边界、跨越红线进行思考。对我们而言，这种做法并未增加过多工作量，相反，它反而是激发场地潜质，唤醒场地力量极为重要的一点，并且也更利于发挥出多层级、系统性设计对于整个场地的干预作用。这样的工作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其实缓解了我们的创作压力。

能更好地解读和激活场地中原本就隐含存在的自然力量时，建筑师所做的事情就能变得可以更加谦逊、适度。然而对业主来说，实则增加了项目管理和项目沟通的工作量，这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在早期我们缺乏项目经验时，很难说服业主与我们共同承担这样的风险。

深圳在这方面较为领先，不同的职能部门、城市设计主管部门始终保持紧密沟通的状态。跨越红线去思考设计，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标配”。我们期待公共建筑的设计，能够成为梳理城市片区的契机，这也是我们高度认同的做法。

在项目落地的过程中也有许多有趣的收获。比如深圳理工大学是我们迄今为止，唯一一次真正做到与水务部门进行深层次沟通的项目。它的场地里面有一个水库，每一个设计团队的竞赛方案都必须涉及景观改造，同时保留它的防洪功能。我们在这方面做了更多的工作，为整个大学打造了一个多级弹性，浅表海绵校园系统。对于水务局而言，我们为深圳乃至全国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样板。但对于学校而言，水安全是否会受到威胁呢？这个过程涉及到一个平衡的问题，在更加扎实和鲜活的人员关系中，在不同代表方的博弈中，我们看到了景观都市主义能够落地的真实性和可操作性。

 

事务所现在正在进行的莲花小学校园项目也采用了“高密度校园”的设计手法，能否与我们分享莲花小学校园更多的情况？

CC：“高密度校园”是建筑师所面临的一种条件，而非一种设计方法，在不同的项目中我们的回应各不相同，这正是我们特别喜欢做学校的原因。

跟福田中学相比，莲花小学的规模有很大差异，其场地条件甚至更为极限。就设计过程本身而言，福田中学更多的是强调集体聚落的呈现，因而每一栋建筑的设计可以相对更放松，精彩之处存在于不同建筑之间的“关系”之中，独特的建筑串联方式定义了独特的空间体验。

莲花小学是极为紧凑的单栋建筑，所以我们更关注建筑本身的体型策略、竖向设计以及内部的交通体系。在一个月的竞赛创作周期里，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当建筑之间的“关系”不再处于主要地位时，对建筑以及室内元素要求就会更高。

教育建筑回应的一个重要参数是年龄。运动与社交空间的植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共识，公共空间体系在我们的任何一个项目中都极为重要。福田中学更像是一个大学校园；但是莲花小学的孩子们年龄都很小，所以设计对于运动以及社交空间的植入就会更显调皮有趣，希望能够模糊上学与游玩之间的体验。我们也非常强调路径的多样性，只不过这一点在每个项目中的表现形式也是特别不一样的。

 

在校园设计中，关于“安全第一”与“共享开放”的问题，你们如何看待学校与城市社区之间的互动与共享资源的可能性？如何平衡公共设施的利用率和对社区开放的程度？学校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反哺社区，实现资源共享的可行性有多大？

CC：共享开放，实则创造了一次极为重要的契机，但它确实远远超出单纯设计的范畴。在不同学校的深化过程中，我们碰到过持有不同观念、不同保守程度的校方，部分校方可能更多考虑的是风险和管理负担，而福田中学的校长看到的更多是机遇，以及通过更为精细化的设计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高密度校园”存在着非常多的争议。比如，是不是每一个校园都需要400米田径场和游泳馆呢？如果真正实现了资源共享，或许下一代的校园以及其他公共设施将能够真正实现减配，高空置率低利用效率的问题也能得以解决。

或许10年以后，它将会深层次地影响城市规划的思路，减少重复的设计，这其实是真正的低碳设计。长远来看，这是极为重要的做法，在任何一个项目中，我们都会主动地去推动。

福田中学交付之后，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比如我们归还给城市的1000平米校园主入口广场，应该由谁负责清扫？体育文体设施的学生门厅和社会门厅的“一门两开”，门锁该如何安装？这些小细节所要求的项目管理精细化程度相当高，目前很多公共建筑中或许很难完美解决。但我们相信这会是空间革命的第一步，未来任重道远。

 

你曾提过事务所的作品有两个关键词重复出现：一个是“关系”、一个是“体验”。如今关键词是否发生了改变？

CC：我们的关键词究竟有哪些呢？在长达一个月颇为激烈的展览准备过程中，也在逐渐明晰。对于reMIX而言，我们并没有明显的设计语言，也不希望被贴上这样的标签。

这次十周年的展览，我们对30个项目进行了梳理，到最后我们发现确实有七八个关键词不断重复出现。譬如在30个项目里面，有14个都提到了“动线”一词，这的确印证我们对于人在建筑中体验的重视程度。人进入建筑时的心理序列，对我们而言，它与建筑单体的形式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而说到“关系”，我想可能在校园建筑中体现的更为突出。比如福田中学和莲花小学的尺度不同，故而自然而然就多出了一层关系：建筑物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动线组织、体型错落、或其之间的空间，对我们而言比一个单体的体型、立面等具体设计来的甚至要更重要一些。在深圳理工大学中，这种关系则体现在工整高效的建筑模块和富饶多变的自然基底之间的对话上。

其他的关键词或许会涉及更多的方面，比如新与旧的问题。在改造项目中，新和旧之间应该产生怎样的对话？尤其是在面临公共项目改造时，除了体验上的关系，可能还会涉及到技术上的介入关系。

另一个关键词便是“地形”。2015年，我们做的巴米扬文化中心设计竞赛以及前海石公园设计竞赛，对reMIX的工作方法和设计原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的“地形”可能是真正的景观地形，到了后来，比如在高密度的校园设计中，我们实际上是运用地景的理念来处理建筑的体量和层次。

还有一个关键词便是“原型prototype”。在这次展览中，我们发现有三分之一的项目都涉及到这一点，“原型”乃是跨尺度设计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如何通过一个极小的单元去定义一个更大的整体，这对我们而言特别重要。这些讨论向来都是reMIX极为重要且关切的议题，我们也期望能在未来的项目中再度呈现。

 

十年中，你们遇到过的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当时如何去克服的？有哪些收获？

CC：十年过去，如何去定义我们的事务所？我们自己是谁？我们想往何处去？这可能是一个特别棘手、很难回答的问题，虽然它并非特别紧迫。我们时不时地就会对此产生警觉。我们的关注点在于景观都市主义的跨界和跨尺度的设计，其实际上有赖于超大尺度的场地，历经长时间的研究和思考，最后方能稳步呈现。

然而，当超尺度与超紧迫的周期相逢之时，对于一个小的事务所来说，最大的机会或许反而成为摧毁它的最大挑战。当为了迎合新项目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时，我们或许就会忘记之前对自己来说非常重要的方法。

我们的设计究竟能否够先过得了自己这一关，包括我们对于二维和三维设计的同步和整合，以及对图纸清晰度和精确性的要求，真的非常有挑战性。每隔两三个月我们就会重新复盘一番，目前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解决方法，但至少保持警觉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

比方说，对于景观都市主义，其落地会历经层层挑战，但这些必经的设计过程让我们有了一个清晰可见、切实可感的认知。它为我们搭建了一个接触不同部门专家的平台，因而这其实也是一个建立自信的过程。我们从来不后悔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它从根本上印证了我们的理论分支是能够被实践所支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