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当判断必须被放在最前面

张旭 SHoP建筑事务所合伙人

最近你的项目密度和角色责任都在持续增加，但你的状态反而显得更从容。站在现在这个阶段，你如何理解这种变化？

这种从容，对我来说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更像是在长期工作中慢慢形成的一种状态。它既和我长期接触的项目类型有关，也和我一贯的工作方式有关。

这几年，我参与和主导的项目在尺度、复杂度和所处语境上不断叠加。从纽约均涉及国家历史保护建筑的超高层住宅——比如111号西57街（435 米高，宽高比 1:24）和布鲁克林大楼（325 米高），到强调如何将创意能量直接融入城市公共空间的FIT新教学楼；再到加州3.7万平方米、采用低密度全木CLT结构体系的YouTube总部，以及以全电动可呼吸表皮系统回应工作环境的Uber总部（现为OpenAI办公楼）；再到投资体量约80亿美元、总开发规模约20万平方米的纽约大都市城市公园综合体项目，以及目前同时在中国、中东和欧洲推进的多个不同类型及尺度的项目。这些项目之间，并不存在一套可以直接复制的解决路径。在美国纽约，建筑及开发的法规极为严格，但规则本身对于建筑设计师去如何破译是清晰的；而在中国和中东，项目往往设计周期更短，变量更多，很多关键条件是在推进过程中逐步“显现”出来的。这种差异不断让我非常注重在项目的早期阶段就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哪些是不能被妥协的核心问题，哪些是可以在过程中被重新校准的变量。当一些关键判断在前期被认真面对，后续的设计推进反而会变得清晰，节奏也更容易被守住。久而久之，这种工作状态会让人自然安定下来。

 

今年你成为 SHoP 建筑事务所最年轻的合伙人，也开始在更多高复杂度项目中承担前置判断的责任。在这样的角色变化下，你如何理解设计责任在项目不同阶段中的分配？

对我来说，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变化，并不是项目变多了，而是我对设计责任的边界有了更清晰的判断——什么时候，设计方向必须由我来承担；什么时候，判断应该被真正交到团队手中。

今年成为 SHoP 建筑事务所最年轻的合伙人，并不是一个突然的身份转变，而是我长期工作方式逐渐被验证后的自然结果。从进入行业之初，我就刻意让自己同时参与或主导多个项目。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保持忙碌，而是因为在不同项目、不同条件并行的过程中，我能够更快识别出一个项目最核心的问题，也能避免在单一项目的惯性中，让判断变得迟钝。

随着项目规模和复杂度的提升，我对“设计责任”的理解也愈发明确。建筑项目本身是一个时间尺度极长的过程，它既需要设计在时间中被反复验证，也需要团队在过程中不断成长。如果所有判断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项目或许可以推进，但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团队是无法形成的。

因此，我更关注的并不是在每一个细节层面保持控制，而是在最初阶段，为项目建立清晰、可靠的设计方向。在实际工作中，我会尽量让团队中的年轻建筑师真正参与到设计判断里——参与空间关系的推敲、方案的取舍，以及关键节点的反复验证，并为这些选择负责。这种参与感，对他们的成长而言，比任何技巧层面的训练都更为重要。与事务所的四位创始人 Bill、Gregg、Chris 和 Corie 一样，我并不倾向于在一开始就给团队设定过多限制，因为当设计变成一种被动完成的过程，判断力是很难被培养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放权并不是减少我的参与，而是一种更长期的投入——确保设计判断不仅在一个项目中成立，也能够在一个团队中被延续。我希望我的团队成员，最终都能从“会设计”，走向“能承担”的建筑设计师。 

 

当一个项目在关键阶段出现分歧或不确定时，客户为什么愿意把判断交给你？你自己又是如何看待这种信任的？

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双向选择所形成的信任关系。

很多项目找到我时，并不是因为缺少设计方案，而是因为在关键阶段，项目内部存在着多重意见和不同判断，方向迟迟无法被确认。在这种状态下，如果继续沿着既有流程向前推进，往往只会放大分歧，让项目在看似前进的过程中逐渐失去清晰度。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通常会选择先把节奏放慢，通过设计本身重新校准项目的方向。对我来说，设计并不只是回应问题，而是一种重新建立判断顺序的方式——让项目先回到一个可以被讨论、被判断的位置上，再进入后续的推进。

对很多客户来说，跟我合作的这个过程会带来一种很正向的确定感。这种确定感，使得项目的设计不再是反复消耗的讨论，而是一种高效、直接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客户能看到项目的思考如何被转化为空间、体量和逻辑，甚至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看到项目一些超出预期的可能性。

当项目的方向确立了，后面的推进往往会变得非常水到渠成。客户也会意识到，这并不是因为问题变简单了，而是因为通过我们的共同协作，关于项目最重要的事情，已经被放在了正确的位置上。

我们目前在北美、欧洲、中东、亚洲和中国推进的多个项目，也正是沿用这一套已经被反复验证的合作方式——就像我们与长期合作伙伴 JDS Development Group的实践一样。它并不是一种临时策略，而是一种在复杂条件中持续有效的协作结构。

 

当你进入一个方向尚未清晰、共识尚未形成的项目时，你通常如何建立最初的判断框架？

我通常会先判断四件事。

第一，客户真正想解决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这往往并不只是表面的功能或指标的问题，而是关于一个企业的商业逻辑、决策方式，甚至与它自身的公司文化密切相关。只有理解这一点，设计才有可能进入真正深层次的对话，而不是停留在表层回应。

第二，设计创新的边界在哪里，我们与客户如何推动它。

这不仅决定了方案本身能够走多远，也决定了客户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与我们共创——是否敢于接受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是否愿意为更长期的价值共同努力。

第三，哪些限制是真实且不可回避的。

在设计过程中，客户往往会遇到一些无法避免的限制，比如我们111西57街和布鲁克林大楼的项目中，就需要塔楼与历史保护建筑完美结合，但在我们努力下，很多问题是可以通过优秀的设计方案解决的。因此设计是需要确定清楚真实的限制，并且也必须尊重的这些底线。只有把这些条件看清楚，创新才不会沦为空想，而是能够在现实中成立。

第四，项目所处城市与场所的在地性是什么。

这关系到建筑需要如何与城市、与市民，以及与未来的发展产生对话，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孤立的对象被观看。

当这四个判断被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方向往往会自然浮现。以我深度参与的纽约皇后区Metropolitan Park项目为例，自 2021 年启动推进，项目在高度公共性与复杂审批条件下持续推进，并于近期取得赌场开发许可。项目并不是靠不断修改方案向前推进，而是在长期的协调与讨论中，逐步建立起各方都能接受的共识，并最终取得关键许可。

 

你现在在中国、欧洲以及中东推进项目的方式，和很多客户以往与国际事务所合作的路径有所不同，更强调设计判断在项目早期直接发生。这是一种新的工作方式吗？

我并不太会把它理解为一种“新的模式” 。更准确地说，它是在不同语境中，对设计判断发生方式的一次重新校准。

在不少既有经验中，客户与国际事务所的合作往往更多发生在“总部”层面，方案讨论在客户与事务所内部的不同层级之间反复传递、协调和修正。但在我参与的项目里——无论是纽约的111号西57街，还是目前在中国、中东和欧洲推进的项目中，我所承担的角色始终是相似的：在项目最关键的阶段，直接参与并主导设计方向的形成，与客户面对面地讨论问题、作出判断，并在后续过程中对这个方向持续负责。

我们事务所一直很清楚的一点是：如果项目中最重要的判断需要通过多层转述才能发生，那么设计本身就很容易在推进过程中被稀释。因此，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区，我们都会尽量把关键的设计讨论放在一个可以直接展开、可以当场推敲的环境里，让问题在第一时间被看清、被讨论、被决定。

所以，今天在中国、欧洲和中东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工作模式的改变，而是把一套已经被反复验证有效的工作方式，放进不同的城市和文化语境中继续展开。变化的是协作习惯，而不是判断本身。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实践，我们计划在今年正式成立中国分部。这个团队并不是为了承担协调职能，而是作为设计真正发生的场所，与纽约及欧洲团队形成跨时区、接力式的工作节奏。这样的协作方式，一方面保证了判断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也让项目能够在复杂条件下保持清晰、高效地向前推进。

 

Frank Gehry 的离世，让很多人重新讨论建筑大师、个人语言与时代的关系。站在当下这个阶段，你如何看待建筑师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所承担的判断责任？

有，但对我的触动更多来自时间本身。我非常尊重Frank Gehry，也一直非常敬佩他在漫长职业生涯中，对个人建筑语言的持续坚持与自我完整性。他的离世让我清楚地意识到：一个时代正在完成它的历史任务，而我们必须面对新的现实与未来，它可能会与过去完全不同。

今天的建筑环境更复杂、约束更多，也更容易被同质化。我们处在一个被即时反馈放大的时代——媒体的解读、社交平台上的讨论，甚至一些快速形成的“网红式评价”，都在不断介入建筑被理解的方式。同时，AI的时代也会到来，在“创新”中如何保持自己独有的审美、品位将成为未来非常重要的课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反而觉得建筑师需要重新思考自己在项目中的位置：是否有能力在这些噪音之中，把判断放在正确的位置上，而不是被短期的关注度牵着鼻子走。

我并不太在意建筑在某一个阶段被如何迅速放大，更在意的是，它是否能够在时间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位置——在真实的使用中被不断验证，在城市与人的关系中慢慢被理解。当建筑不再依赖即时的反馈，而是通过时间与使用形成共识时，它才真正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很多与你合作过的人提到，你的判断方式并不追求线性推演，而更像是在多重条件中同时运行。在高度协作、跨地域的工作状态下，你如何让这种判断保持稳定和有效？

我的思维确实比较跳跃，但我从来不觉得它是散乱的。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非线性的判断方式——在脑中同时运行多个线索、可能性和感受，然后慢慢把它们汇聚成一个清晰的方向。对我来说，这并不是随机的直觉，而是一种长期被训练和校准过的判断方式，它让我能够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也允许自己去尝试一些并不那么直接、甚至看起来有些非常规的组合。在实际项目中，法规、结构、场地条件、客户的决策逻辑以及城市语境，往往会同时出现、彼此交织，本身就不具备清晰的线性顺序。项目越复杂、信息越密集，判断越容易被推迟，甚至在团队协作中被稀释。正因为如此，在高度协作和高密度信息并行的工作环境中，我反而会刻意为自己保留一个相对低干扰的判断空间。对我来说，判断不是逐一回答所有问题，而是在复杂条件中识别出哪些矛盾是决定性的，哪些只是阶段性的噪音。  

有意思的是，我身边恰恰存在着一种截然不同、却对我影响极深的思维方式。我太太 Susan 是 BIG 的董事与中国区负责人，长期处在多线并行的协作体系中，这使她极擅长快速、果断地做出决策。她的判断往往建立在清晰的结构与高度理性的分析之上，能够迅速将复杂问题拆解、排序，并找到可落地的执行路径。她帮助我将那些跳跃、直觉性的判断，放回逻辑框架中去验证和“锚定”，让原本多头并进的尝试变得更加清晰、稳健。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可以不断确认：哪些判断是真正成立的，而哪些仅仅是对当下情境的即时反应。这种“彼此校准”的关系对我至关重要，它让我既不完全依赖直觉，也不被流程和结构所裹挟，而是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动态的平衡。长此以往，我对“判断”本身的敏感度反而更高了，也更清楚在复杂情境中，何时该坚持，何时该调整。

 

在高度复杂的现实与长期项目推进中，判断力本身也需要被持续校准。除了建筑实践，你通常通过哪些方式，让自己的感知与判断保持开放而不过早收紧？

对我来说，保持创作状态并不等同于持续产出，而是要为感知本身留出余地。我会刻意让自己进入一些相对放空、甚至发呆的状态——在进入任何设计判断之前，先把自己放回一个尚未收紧的位置。这更像是一种延迟判断的练习：暂时不急着得出结论，也不急着介入评价，而是让感受、节奏和关系在时间中慢慢积累。当判断尚未发生时，感知往往反而更加敏锐。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会主动接触不同媒介的创作，比如动画、模型和游戏。它们对我而言并不是消遣，而是另一种理解空间、时间与情绪如何被组织的方式。不同媒介拥有完全不同的叙事逻辑与时间尺度，它们不断提醒我：空间如何被构建，节奏如何被调度，情绪又如何在有限的边界中被安放。

有些作品会带来非常直接、切身的共鸣。打动我的并不只是情节，而是叙事、空间与情绪之间被准确对齐的瞬间。那一刻你会清楚地意识到：某种关系成立了，某种尺度是恰当的，某种情绪被放在了正确的位置上。

比如《原神》中“浮生一刹，万般皆舍”所呈现的状态，并不是通过强烈的戏剧冲突来制造意义，而是借助时间、克制与持续的承担，让关系在反复被使用、被感知的过程中逐渐成立。《黑神话：悟空》中，梅山之战后角色的心理变化也并未被线性地讲述，而是被转译为一种旋转、汇聚的空间性意象，叠合着我们记忆深处关于《西游记》的片段与回响。

对我来说，这种处理方式与建筑非常接近：当情绪与意义已经足够饱满时，设计未必需要继续叠加解释，而是选择退后一步，让空间关系、节奏与形式本身承担判断，并在体验中自然成立。

而《死亡搁浅》则把这种判断带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层面。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并不是通过直接叙事建立的，而是被嵌入到空间与行动本身之中。那些被反复行走的路径、被他人使用的设施，并不宣告意义，却在时间中逐渐形成真实的关联网络。这让我意识到，建筑的意义同样不来自一次性的观看或解读，而是在使用、依赖与经过之中自然生成。当空间能够承载人的行为，并在不同个体之间建立起持续的关系，它才真正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做模型对我来说也是类似的过程。在比例、材质、细节与上色的反复推敲中，我会不断校准自己对尺度和空间关系的判断；而动画或游戏中的画面构图、色彩与光影处理，也会反过来影响我在建筑体量、立面、空间氛围乃至材料选择上的决策。

《风之谷》作品画面通过极端尺度与色彩的对比，建立出一种安静而紧张的平衡感。这种处理方式，让我反复思考空间如何在不喧哗的前提下，承载复杂的情绪与叙事。这种处理方式让我反复思考：当表达足够准确时，空间本身就可以承载复杂的情绪与叙事，而无需依赖喧哗的形式。

早期模型练习十余年前完成的一组小动物模型，采用激光切割纸板制作。通过重复切片与层叠的方式，探索形体如何在最少材料与最清晰结构中被建立。这种对“最小成立条件”的反复判断，后来逐渐演变成我在建筑设计中始终坚持的工作方式——在复杂度被不断叠加之前，先确认结构是否已经站得住。

对我而言，这是一种跨媒介的思考方式。它让我在面对复杂项目时，能够在多线索、多层次的信息中，依然保持感受力，而不是过早地把判断压缩成结论。也正因为我很清楚哪些感受是真正会触动我的，当设计从概念逐渐走向真实建筑设计时，我往往能在某一个角度、某一段关系里，识别出那种“成立”的瞬间——然后把它转译成设计，并赋予一个建筑作品所需要具备的落地性设计表达。

有些感受并不需要被反复解释，它们会长期留在你心里。设计最终能否成立，并不只取决于逻辑是否严密，也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承载这些真实而持久的感受。当建筑在时间中被使用、被记住，而不只是被观看，它才真正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而一个建筑师真正需要守住的，也正是这些不容易被即时反馈捕捉、却会在时间中慢慢显现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