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日本建筑师与上海的不解之缘

上海喜玛拉雅中心

“在做住宅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非常直接地将自己的感官体验通过住宅体现出来，设计和自己的身体有关联的空间。”长谷川逸子表示，“在一个建筑师踏上职业生涯的开端，能够设计个人住宅，用纯粹的方式思考建筑，是非常好的。”她相信，这对建筑师培养自己对建筑的思考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没法在职业生涯开端尝试住宅项目的中国建筑师，长谷川逸子推荐了同样和身体休戚相关的“室内设计”。“中国建筑师可能不愿意从事室内设计，认为它不是建筑，”长谷川逸子表示，“我其实早期在菊竹青训事务所做了不少室内设计，日本有很多非常棒的室内设计师。室内设计或许也可以成为年轻建筑师作为建筑思考的起点。”

实际上，住宅在早年也被日本建筑师所轻视。桢文彦称伊东丰雄、长谷川逸子这类当时从未设计过住宅以外的建筑的人为“野武士”。当时很多建筑师从住宅做起确实是条件所限。但是，他们的导师篠原一男却在当时自愿地选择了逆潮流而行事，专注于住宅设计，在他看来住宅是一种艺术，而“住宅是建筑的原点”这句话也成为后来很多建筑师的共识。正因为有了篠原一男背对喧嚣的深刻思索，有了伊东丰雄这代人艰苦地打拼，当代的日本年轻建筑师才拥有了一条清晰的晋级之路。

长谷川逸子也这么告诫年轻建筑师：勿好高骛远，踏实针对每个项目进行考量，为每个业主负责。

“坂茂得奖的时候，人家电话采访他，他表示，要更好对业主负责任，与业主分享这个荣誉。”方振宁表示，无论是SANAA，或是坂茂，他们从来没有慷慨激昂地发表自己的建筑观，“他们就考虑怎样跟甲方沟通，怎样做出实用的、业主需要的建筑。整天想着为了东方，为了传统做设计。我觉得这个设计是做不好的。”

“传统”与“现代”的问题是当今中国建筑领域颇为关注的问题，然而，在很多了解日本建筑领域的人看来，日本建筑师并不会考虑太多如何做融入传统的设计的问题。从身体出发，为业主考虑，这种工作方式根植于日本素朴的哲学，最终的呈现也自然地传达了日本的感觉。

“篠原一男是第一个把所谓日本传统空间，用非常抽象的语言、意象传递出来的人。”马卫东介绍说，“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日本国民一直很困惑，努力学习西方的同时，他们也扪心自问，我是谁，我要走向哪里?建筑也是这样……就在那个时代背景中，篠原一男给了他们一个很好很好的解答。”

“传统并不是凝固在那里的一个东西需要去再现，”王方戟表示，“传统上有一些很抽象的智慧，如果能用在今天解决某些问题，那就可以说是传统的复苏，也可以说是很当代的东西。”

所谓传统，并非复兴某些材料，或者搞些表面的装饰。拼贴或者堆砌的做法或许相对容易，或许可以从直观上应付普通人对于传统的追问。但是这种将传统披在身上的简单粗暴的做法，归根结底，只是从传统的蓄水池提取出各类符号，迎合人们消费的欲望。而真正有意义的面向传统，或许需要真正的大师，背对喧嚣，做出深刻而抽象的思考。

消费逻辑下的建筑师

“在中国也有很多人叫我帮他们做设计，”伊东丰雄表示，“但是，这些项目对我来说都是超级大。我不知道为什么项目都是这么大，怎么去控制这些项目。”

几乎所有的日本建筑师在中国做项目都会遇到尺度的问题。日本建筑师在做小项目中体现出的精巧与智慧常常让世人惊叹，他们也并非不擅长在本土以外做大体量的公共建筑——伊东丰雄便是一例——但是他们往往会发现在中国的建筑项目是史无前例的大。

与伊东丰雄的谨慎相对应，唐克扬认为，不少日本建筑师正因为接下了超出自己控制范围的大项目，“完成得不好，砸了自己牌子。”

“建筑这个事情是有在地性的，”华霞虹表示，“一辆车可以整个进口，但是建筑非常在地。就算引进了非常牛的国际建筑师，但它就是在你的土地上生长的。建筑最能反映出这片土地上真正的价值导向。这是无法掩饰的。”在她看来，日本建筑师在中国建筑领域遇到的种种问题，不仅是日本建筑师的问题，更是环境的问题。

找明星建筑师，建造具有地标性的大建筑。在高歌猛进发展中的中国，这样的情况时常发生。让坂本一成感到惊讶的是，中国的项目不仅非常大，而且给出的设计的时间都非常短，在他看来，“这些都是由消费来驱动的方式”。

“现在这个时代的消费性，已经变得巨大化，”伊东丰雄表示，“建筑也成为这种巨大消费系统中的一部分。”

消费主义并非一个新的话题。只是在当代中国它似乎呈现得尤为明显。

“我们会像买名牌一样，请他们做很大尺度的建筑，”在华霞虹看来，中国业主请明星设计师的动机各不相同，而在商业社会里，一个建筑的最终结果往往是“几度商业化需求”的结果，“设计师、业主，都有商业考虑。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要把它当做城市名片，也有商业需求。大家都希望它成为一个广告，或者希望招揽来很多人。如果所有导向都这样想，必然会导致无谓的浪费。都想作为政绩、广告，怎么可能不夸张?”

华霞虹表示，在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明星建筑师往往被作为一种营销工具。“除了商业上的成功，这个作品真正的文化价值有多少，他们(业主)是不在意的，”她说，“这也是可悲的文化现象。”

当然，不乏建筑师安然地与商业合作，“将自己的建筑放在这种消费当中来表明自己的成功性”。伊东丰雄提到他们在本国正在发起一项反对某国际级建筑师在日本设计奥运会主场馆项目的运动，日本建筑师认为这项设计“只考虑了消费性”，而忽略了“地域性”，“这是我明确反对的重要原因”。

日本建筑师的这场运动体现了他们共同的价值观和责任意识，日本建筑师会坚持而执着地守护他们所拥有的这片土地。而在中国，或许是发展程度有限的原因，建筑师的意志相对没有那么强烈，而造起的建筑水平也参差不齐。

“如果你希望有一种建筑去对抗这种消费，需要一种非常强大的意志，”伊东丰雄鼓励道，“最重要的一点，在我看来，就是你有没有意志，希望超越这个时代的建筑方式。”

伊东丰雄做出这番表述的背景是，实际上很多明星建筑师也都为声名所累，是当下社会被过度消费的典型。一些国内建筑师在接受采访时提出，如果冲着响亮的名头去请建筑师来做项目，难免会请到名气很响、项目众多但往往对项目顾此失彼的建筑师，或者甚至请到日薄西山、创造力已经过了顶峰的建筑师。

如果业主邀请明星建筑师只是为了做商业噱头，这自然无所谓，但如果业主希望真正体现出建筑师的价值，留下一栋真正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建筑，或许，在邀请建筑师之前应当要做足功课，邀请合适的建筑师，参与合适的项目。

对此，方振宁建议说：“我觉得中国真正要回到一个平实的时代，应该看中日本七零后、八零后的建筑师，他们做得非常好。可是现在可能中国人没有什么人请他们吧。”

与此同时，华霞虹也认为在邀请国外建筑师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支持本土设计师”。

“日本的建筑市场在很晚的时候才向国际开放，以前都是给自己建筑师做。”方振宁说，“日本建筑师的先辈曾经留洋，这辈已经很少留洋了，他们的建筑都开始出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