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乐：建筑是坚守和创新的产物

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刘长乐

Q：建筑师在做一个房子的时候，会分析业主的想法或企业的性格。对于凤凰中心来说，则需要了解“凤凰传媒”的品牌。随着互联网发展，社会圈层的区分更加明显，品牌会直接关系到其粉丝群及受众。您怎么看待“凤凰”的品牌性格与受众关系?从近20年的积淀里，“凤凰”会提取哪些经验面对未来的互联网及媒体生态变化?

刘长乐：过去的20年，是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时代。在这20年里，世界传媒产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技的战车所向披靡，或者被裹挟着一起面向未来征战，若稍作犹豫，就有可能成为车辙下遭碾轧的尘埃，一败涂地。而与此相对照的是，倚仗传媒技术发展、尤其是新媒体的遍地开花，公众的话语空间被极大的拓展。这20年中间，媒体文化变得更为开放和理性，这是我们喜闻乐见的。

“凤凰”应该说是一个集团公司，现在的凤凰集团包括了凤凰卫视、凤凰网、凤凰视频客户端、手机报以及凤凰周刊等，它们各自的客户群是不一样的。成立之初，“凤凰”客户群的基本特征是知识阶层、高收入阶层，偏向于“年轻”。当时有人管我们叫“城市青年台”，也是瞄准城市、青年。当然，凤凰卫视的收视群体的结构也在变化中，这主要是因为互联网的崛起。但我们的互联网终端，也“笼络”了青年粉丝团。凤凰网在中国媒体的门户网站中，首页点击量是最高的。凤凰新闻客户端也办得很好，最近还参与收购了“一点资讯”。

“凤凰”品牌是一个综合性的品牌，是多元的，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话说，是全媒体。凤凰的文化也是勇于面向未来的，浴火的涅槃重生是凤凰所书写的传奇。其中引申的寓意是，承载人类幸福使者的使命，每500年就要背负积累于人世的不快和仇恨恩怨，投身烈火中自焚，以换取人世祥和幸福，在肉体经受巨大痛苦和磨练之后，凤凰获得新生。

从凤凰集团的角度来讲，面向未来，我们目前在做两件事：第一是坚守，作为媒体人需要有坚守：道德的坚守、文化的坚守、责任的坚守等;第二点更重要，是创新：思维方式的创新、经营模式的创新等。

面对各种新技术的挑战，我们一方面要跳上技术的战车，向前拼杀，找到一条发展的新道路，另一方面，我们要保持自身的优势，不能在发展中邯郸学步、亦步亦趋，忘了自己的根本、丢失了自我的优势。至于未来，谁都不是先知和预言家，谁也无法完全看清楚未来的走向和巨变，但是，有一条硬的道理，就是努力和创新才有希望。在新旧媒体春秋战国的新竞争时代，努力和创新是突破乱局、找到新大陆的必由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一直在努力，我们一直在创新。未来属于最努力和最有创新能力的人。我们有信心。

Q: 那么，“凤凰”作为媒体人的精神，是怎样与建筑设计发生关联，并“碰撞”出凤凰中心这座建筑的?

刘长乐：我觉得，这个建筑本身，就是坚守和创新的产物。

龙凤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两个基本图腾，二者相辅相成。但龙文化偏向于争斗，凤凰文化代表和谐，有人说“龙文化代表古代中华文化，凤凰文化代表现代中华文化”，我也很认同。凤凰卫视诞生，是出于凤凰文化的依托。

简单来说，凤凰的文化图腾是两个鸟：凤和凰。雄为凤，雌为凰，阴阳调和，是为太极。传说中的凤凰共有五类：赤色的朱雀、青色的青鸾、黄色的鹓鶵、白色的鸿鹄和紫色的鸑鷟。在凤凰文化中，融合了五凤一体的是五采凤凰。五采文化成为凤凰图腾的文化特征。可以溯源到伏羲氏、女娲氏的凤凰“五采文化”，代表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德、义、礼、仁、信”或“德、顺、礼、仁、义”的和谐思想。所以凤凰文化，正是多元和谐的文化。

“凤凰”为百鸟之王，它有拔尖的精神，卓尔不群，这是我们“坚持”的理念。“凤凰”永生不死，佛教文化的涅磐也是讲永生和不死。凤凰中心莫比乌斯环的概念，就包含着“永生”、“永动”、“阴阳结合”的概念，它是中西方观念的结合，传统与当代的结合，使得凤凰中心在建筑和自然、建筑和环境、建筑和建筑、建筑和人的关系中都获得了一种和谐。

当我们做凤凰中心的时候，我们想要做一座能够传达凤凰文化的建筑，一座与中国文化传承的建筑，一座有灵性和灵魂的建筑，而不是千篇一律、枯燥单调的钢筋混凝土，我们希望能够将凤凰这种多元和谐的文化理念融合在建筑中。

Q：如今北京的城市面貌已经非常现代化和国际化，像CCTV总部大楼这样的建筑国际化特征十分鲜明。您在最初选择的时候，会不会担心如果由中国建筑师担纲，建筑无法匹配当下的国际化调性，无法显出某种“优越感”?

刘长乐：思考的过程中，我们考虑了很多方案。但从一开始，我们就确定要由中国人设计这个项目。为什么呢?并不是因为我们“鄙视”外国人，或是多么“爱国”，而是我们觉得最理解凤凰文化的是中国人。凤凰卫视是中文的，外国人看不懂，让外国设计师“讲”凤凰文化，他也不明白。另外我们要建在北京，所以要求设计师理解北京。我们建在朝阳，对朝阳也要理解。

这些决定了我们要找中国人做设计，当然我们的可选择空间很大。最初我们也请了不少建筑师做了好几个方案, 精心挑选、比较。确定中国人自己来设计凤凰图腾是我们的初衷，这是始终不渝的。建成的凤凰中心和凤凰卫视的企业形象和文化是契合的，能够反映我们凤凰人追求的品位和境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建筑师常年为外国人“打下手”，已经见多识广，耳目全新。其实，他们并不是“打下手”，虽然外国人出了理念，但其实很多主要的事情都是中国建筑师在做，甚至一些最初的设计思想的奠定，也是他们做的。我了解中国建筑师，也为他们鸣不平，我觉得我们应该瞧得起、信得过我们的中国建筑师。

这一点，“凤凰”尤其愿意。有人说你们出了这么多钱，赔本了怎么办?而且地点这么好，相当于紧邻北京的“中央公园”。我说，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要选中国的设计师。同时我觉得，中国设计师也是憋足了劲儿来干这件事儿。我们跟他们，在很多不眠之夜一起讨论。我们的讨论，不是抠钱、问工期，而是一个劲儿讨论理念、方案、未来，与面向未来的凤凰文化一样，凤凰中心应该是面向未来的建筑。设计之初，我们就提出了三个基本要素：“不求最大，但求最好;不求最奇，但求最美;不求最贵，但求最新”。

邵韦平先生，我们得尊称他为大师。中国缺大师，也不尊重大师，特别是在香港，大家一说建筑就说这个是李嘉诚的，那个是新鸿基的，从来不说这个是哪个建筑设计师设计的。但在美国不一样，美国人会说建筑是哪个设计师做的，业主是谁根本记不住。我觉得中国应该提倡这种尊重创造的理念。

我们最终选择了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首席设计师和他的团队，大家一起开过很多次会，我知道他们的状态一直是“踌躇满志”、“报国无门”、“怀才不遇”(笑)。他们迸发出来的激情和能量，使得建筑厚积薄发，这其中有偶然也有必然。

《诗经·大雅》有云，“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这其中讲的理念，就是“贤才遇明时”。可以说“凤凰”遇到了他们这么好的建筑师，有这么好的地方和机会;也可以说建筑师遇到了“凤凰”这样的业主，彼此的相遇相知与互相信赖，这是现代版的“丹凤朝阳”。

凤凰中心也是本土设计师智慧与现代高科技结合的产物，是中西合璧的建筑作品。为了塑造凤凰中心的个性，建筑师从西方的场所环境与中国文化传统中汲取灵感，让技术营造出建筑的精神价值。建成后，据我所知这个作品获得了建筑业内的诸多高度评价：比如说“为中国建筑设计和实现水平树立了新的标杆”、“具有示范价值，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度”、“是里程碑性的”。

Q：在中国传统里，盖房子前择吉日、烧香、拜佛，是一个大事儿。现在这座房子已经建成了，不管您和建筑师或是相关团队，都十分欣喜。但在整个设计和建造的过程中，凤凰业主团队、建筑设计团队与各参建方都顶着巨大压力，如履薄冰。由此，我们特别想知道，这其中什么时候让您觉得特别揪心，又有哪一刻让您觉得如释重负?

刘长乐：过去，“凤凰”的总部虽然在香港，新闻制作也主要在香港，但是“凤凰”也是一个文化、知识平台。而北京是文化中心，所以对很多文化大家的访问都在北京。北京的文化氛围大家都能感同身受，随便大街上找一个人，都可以侃大山，有滋有味。我们做过统计，“凤凰”有接近30个节目是在北京制作。需要租用场地，花了很多冤枉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下决心要在北京做一个文化中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凤凰要变成了中国内地台。同时，正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氛围，特别是中国文化产业开放的空间和可能，使得凤凰中心落户北京成为可能。

具体到建设实施上，拿地并不难，难在增加容积率上。刚开始的规划是一个培训中心，大概1万多平方米，和我们综合办公、演播的功能需求有很大差异。除了容积率问题，还有限高的问题，这使得建筑在初期设计时非常纠结。

设计师想出了“借用”莫比乌斯环，莫比乌斯环是1858年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和约翰·李斯丁发现的，它的主要理念在于能够“永动”。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把纸带旋转以后对接起来，假如一个小虫子从上面经过的话，会没有尽止的终点，无限循环。这样的发现，在当时是一个突破，它不仅意味着“永动”，更重要的是还有“拓扑”的概念。“永动”代表的理念可以理解为对智慧追求与理想探索的无穷无尽，正如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人类智慧与家国命运，凤凰人应当秉承这种生命不息、探索不止的大时代的求索精神。而现代社会理解的“拓扑”就是拓宽、拓展，这和我们“凤凰”开拓、创新的理念是吻合的，作为媒体人，是仰望星空的社会瞭望者，是引领社会与时代走向希望的带路人，我希望我们能够不失初心的澄净，不忘出发时的使命，同时也能不断开拓，能如北宋大儒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以，我特别喜欢莫比乌斯环的理念。

莫比乌斯环，是2008 年讨论设计方案时提出的，我当时很兴奋。在那之前，我一直在思索，心里没底，甚至有些灰心;甚至想，要是搞不出像样的东西就算了，搞个功能齐全的东西也可以，但就不能叫凤凰中心了，只能叫大厦。敢叫凤凰中心，就得对得起“凤凰文化”的品牌。2008 年那次,他们把方案拿给我看，我觉得茅塞顿开，眼前为之一亮，我说这回可以叫“凤凰”了，它也像凤凰两个鸟的阴阳结合。建筑的“阴阳”很形象—背阴的一面是制作部分，向阳的一面是办公部分。

起初，我们还费了很多口舌来解释这个“环”。有人问这两个楼干嘛连起来，这难道不是又要浪费业主的钱、经营起来还增加成本吗?但我不这么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商业楼盘，而是文化设施，是紧邻朝阳公园的文化产业创意中心，这个定位是有追求的。作为业主，我敢这么说, 是因为我们愿意为文化的发展付出。两个楼之间的公共空间，也正是这一定位的精华所在。

而作为文化设施，它的基本理念就和我们“凤凰”的LOGO设计一样，要强调开放性。你们看我们的凤凰LOGO上面, 每一片凤凰羽翼都是向外打开的。伊东丰雄设计的日本仙台媒体中心，它完全是一个公共设施。虽然作为商业媒体，我们会有不同。但凤凰中心也将是一个文化中心、艺术中心，我和大家已经说过很多次，愿意把“围栏”打通，完全面向社会，人家可以进来，我们也可以过去。未来的凤凰中心，也将有画廊、雕塑、书院等布置，可以做一些非常完整的思考和设计，乃至研究中心与体验中心。在中庭广场以及内部的公共平台上，已经在陆续举办一些文化和艺术展示活动，未来还将用来举办种类更丰富更多元的文化艺术活动。

我现在觉得，邵韦平先生设计的“连廊”，不能叫做“连廊”，它是真正的“公共空间”。所以如果简单地说这是“一个罩子把两个建筑物罩起来”，我不能接受。它是“一体”开放的文化空间，是“永动”的莫比乌斯环构造出的“凤凰文化”里程碑。

从一砖一木、一石一柱，到建成一座恢弘气派的大厦，好像在排练一场交响乐，指挥、弦乐、打击乐手们各司其职、同心共力，最终才能够完成一场精彩音乐会的演绎，完美呈现给观众。在整个建设过程中，我们和设计师之间有无数的商讨和探索，充分沟通与共同目标的认同，我们之间的配合是建立在互相包容和理解的基础上，这样的协同和默契，使整个设计和建造过程也是和谐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

Q：我们第一次来到凤凰中心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给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这些在建筑外壳里没有明确功能定义的公共空间。那么，您怎样设想这些空间的未来?

刘长乐：其实我们当初是有明确定义的，就是公共开放演示。比如说这个“梦中之桥”，我一直想象它可以分为两个信息“层次”，一是它们的玻璃扶手可以用未来的LED 屏幕“包装”，二是桥的周围也可以挂置悬空的LED 屏幕。如此一来，当在凤凰中心需要进行文化演示甚至一些商业项目的时候，我们可以用LED 屏幕串起来一个“信息长廊”。现在技术上已经可以实现了，目前我们正在研究和比较当中。

有人说你们是不是因为雾霾很严重，所以给员工找了一条通道能够溜达。这是小看它了，当然也有这个功能，我也经常在那儿散步(笑)。另外你看在这些空间里有很多“阶梯空间”，我带客人参观，就可以很随意地坐在台阶上。有朝阳公园的景色相伴，大家会觉得很舒服，有着非常棒的空间体验。

同时，空间内梁的设计，邵韦平先生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最初的设计中，梁是低矮和交叉的。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很多东西都不能合理布置。而邵韦平先生后来的解决方案就很科学，所有空间都能非常好的利用起来;办公楼、演播楼的屋顶平台上的建筑外壳像“苍穹”一般，给人以“仰望星空”的感觉。为什么现在奥迪、奔驰、迪奥等很多大品牌都来凤凰中心商演，一方面是我们强调品牌融合性和开放性，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空间本身具有非常大的利用价值与可能。

这些设计不仅使整个建筑充满动感和活力，而且在这里，公众可以和媒体文化实现零距离的接触，近距离欣赏和体验凤凰建筑空间中凤凰传媒的文化、建筑、风景、艺术融为一体，完成一条独特的媒体品牌体验之旅。这条公众体验路线为建筑带来了活跃的公共空间，未来还可能为“凤凰”品牌带来更多机遇。

传媒的文化核心，就是搭建公共空间的平台。当我们传播声音的时候，我们力图为公众提供一个话语的公共空间;当我们建设承载了我们的企业文化的凤凰中心时，我们希望能够在建筑的风格上，建设一个可以和公众零距离接触的真实存在的公共空间。

Q：想必您在国外也看了很多媒体中心。“入住”之后，您对凤凰中心应该已经形成了一个真实的使用感受了。如果拿凤凰中心和国外的媒体中心比较的话，您认为有什么相同或是差异，哪些是您更得意的，哪些又是国外媒体中心做得更好的?

刘长乐：世界各地的顶级媒体中心我基本都去过了，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我们的凤凰中心是最好的!比如说开放性为代表的媒体中心有CNN、NBC，日本的富士、朝日，还有不太开放的，比如说纽约时报、BBC、RT、半岛等。从豪华程度来讲，我们一定不是最豪华的;但从功能开发的角度来讲，我们是最为尽善尽美的。

如果拿凤凰香港总部来比较，你们应该可以看出凤凰中心的设计是源于它的，但同时又高于它。为什么呢?我记得在设计1200(平方米)演播厅的时候，我就提出特别要求，一定要超越香港总部。在当时，香港演播室的设计已经是世界第一了，所以超越自己是最难的。虽然1200(平方米)演播厅面积没有香港总部大，可它比香港的2400(平方米)演播厅要多出一层。最终，我们在功能、空间利用的饱和度及合理性方面，完全超越了香港总部。

我们不仅创造了设计第一，还有施工第一。设计和施工的难度都是非常大的;钢结构，几乎没有直线;玻璃幕墙，大约3000 多个鳞片单元与单向流畅曲线构成建筑外壳的表皮肌理，板片大小和安装角度都需要极其精确的控制。但这样的高难度设计施工，又是与“鸟巢”有着本质的不同，鸟巢很多构件只是为了装饰，而我们的建筑外壳同时具备了保暖、防寒、防水等功能，是建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另外我感受比较多的是成本控制，关于这一点，人家开玩笑说我是“榨汁机”(笑)。“成本控制”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有人说，“你们搞这么一个大楼，花钱花得老多了吧”。可事实呢，最终建成后，连同设计、施工、装修、家私全部加在一起，每平方米的造价不到1.5 万元。以这样的造价，建出一个无与伦比的世界级传媒中心，这是很难得的。

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创新理念。具体到凤凰中心这座建筑，就包括着设计创新、施工创新、建筑创新、材料创新、环保创新，这些多方面的创新全都是由中国人自己的团队完成的。我们认为，凤凰中心的设计建造获得各方的肯定与表彰，是实至名归的。因为在整个设计建造过程中，都融合了中国设计师和建造者的呕心沥血。正是这一份倾心付出，才使得这座建筑能够在国际建筑界成为中国当代优秀建筑的代表，也才实现了中国本土设计建造的建筑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完美转型。就当今的中国而言，这一点非常重要。

再进一步讲，这次邵韦平先生的设计，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人以这座建筑为契机，开展了一次数字设计的“革命”。利用大数据的理念和几何控制的方法，凤凰中心形成了中国人自己的数字化设计“样本”，实现了中国数字化设计的升级换代，具有十分重要的开创意义。

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凤凰中心不仅独树一帜，还能够与周边环境融合统一。凤凰中心的设计，是当今时代与中国文化的深度结合，无论是在伦理、法理、逻辑，或是在当今的潮流语境及政治空间中，都是站得住脚的，经得起推敲。它的落成，能够激发并影响城市的空间体验，能为当代中国城市树立一个成功的价值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