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琨：成都文化圈是我的生态土壤

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建筑师刘家琨

媒体提问：作为第二位获普利兹克奖的中国建筑师，您认为自己的设计如何回应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挑战？

刘家琨：

“建筑不是孤立的美学符号，而应成为连接历史、自然与社区的纽带。例如成都西村大院，我们打破传统功能分区，将商业、文化、公共空间整合在一个街区中，通过开放坡道和围合设计，既激活了市民活动，又保留了城市肌理的记忆。这种‘混乱中的平衡’恰恰是中国城市多样性的生命力。”

媒体追问：您的作品中常见对传统工艺的尊重，这是否是对现代建筑工业化的反思？

刘家琨：

“是的。在重庆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学楼项目中，我们保留了重庆砂浆抹灰的手工漩涡纹理，甚至刻意不进行打磨。这种‘不完美’记录了工匠的劳作痕迹，让建筑随岁月沉淀出独特质感。汶川地震后，我们用废墟中的材料制成‘再生砖’，既环保，又赋予灾难以重生意义。”

媒体提问：近期许多独立事务所倡导“低干预”改造，您如何看待这一趋势？

刘家琨：

“这是对‘大拆大建’的理性修正。以成都西村大院为例，我们通过坡道和竹林模糊建筑与自然的界限，而非用高墙隔离。建筑应像海绵一样吸收生活痕迹，而非强势定义空间。杭州富阳文村改造中，我们保留天井和晒谷空间，让村民延续传统生活方式——这才是真正的‘在地性’。”

媒体提问：您的胡慧姗纪念馆以帐篷造型纪念地震遇难者，如何平衡情感表达与功能性？

刘家琨：

“这座纪念馆不仅是个人哀思的容器，更是集体创伤的见证。我们用混凝土固化救灾帐篷的形态，象征灾难的凝固瞬间。内部空间极简，仅有一张课桌和遇难女孩的日记片段。建筑无需过多装饰，它的存在本身即是叙事。”

媒体提问：您认为当代建筑师最需要具备哪些能力？

刘家琨：

“首先是‘常识’。许多项目过度追求形式创新，却忽视了基本的人性需求。例如西村大院的坡道设计，源于观察成都人爱骑行的习惯。其次是‘智慧’，即从在地文化中提炼策略。我曾用倒置砖块让小草生长，既节约成本，又创造生态界面——这需要跳出教科书，向民间工匠学习。”

媒体提问：人工智能和绿色技术兴起，会改变建筑的本质吗？

刘家琨：

“技术是工具，而非目的。鹿野苑石刻博物馆中，我们用水体与石头模拟传统园林，但结构上采用悬挑技术拓展空间。未来建筑应像中国园林一样，在有限中创造无限——技术服务于诗意，而非取代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