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在《中华古都》

二、十大古都点评

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十大古都（即西汉长安、东汉魏晋洛阳、东晋南朝建康、隋唐长安、隋唐洛阳、北宋东京、南宋临安、元大都、明南京、明清北京），前人已有不少介绍和分析。郭湖生教授凭借深厚的文献功力，以史实为依据，对十大古都的特点和历史成就进行点评，令人耳目一新。

1. 西汉长安

正如郭湖生先生所说，建立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的首都，要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并加以解决。秦代虽奠立了关中建都的基础，但未能充分展开。西汉长安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前进，逐步完善。

为了巩固皇权专制国家，西汉长安的建设始终以宫室为中心而展开。它采取的建设城市水源、漕运、桥梁驰道传舍、市集仓储、邑里宅第、道路沟渠，建立闾里和市集管理的制度及相应的刑律和监狱，建立中央和地方官府、守卫军队，建立宗庙社稷、太学辟雍等等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和军事上的措施和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大多数为后世的王朝所效法。尽管西汉长安没有事先的完整规划，也没有明确的分区和整齐醒目的城市构图，但却成为此后长期封建社会都城建设逐步系统化和逐步完整的一个伟大的开始。

2. 汉魏西晋北魏洛阳

若论盆地腹地广大、军事地形险阻，洛阳均不如关中，但其地位比较适中，又处砥柱下游，水运较为方便，早就有城邑建设，曾多次成为不同王朝都城的选址位置。

东汉洛阳宫区占有很大比重，但全城没有形成以主要宫殿为中心的轴线，城门、街道、市集的布局比较自由，表明当时洛阳保持着战国时期城市特色而并未遵循周礼营国之制。

东汉末洛阳遭受重大破坏，直到三十年之后，曹丕称帝，将魏都由邺迁洛，才在残破的废墟上重建洛阳，但其格局和面貌与东汉时相比较已有截然不同。这时所形成的“骈列制”布局模式，不仅由西晋全部继承，也为东晋、南朝所继承。两百多年后北魏重建洛阳时所依循的也是这一模式，其影响之大、历史地位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在前后几个朝代将洛阳作为都城的建设过程中，其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对水资源的利用和城内外水系的改造。自汉代起，就开始了漕渠建设，经晋代再修，臻于完善。北魏则继承东汉魏晋的遗留并使之得以更好地利用。也正是因为充分发挥了水资源、水运的决定性作用，才使得北魏能在短暂的时间内在废墟上建立起一个伟大的都城，从而使鲜卑族就此摆脱经济贫困、文化闭塞之苦。

3. 六朝建康

建康，即今南京，是吴、东晋、宋、齐、梁、陈这六个朝代的都城。这座都城是吴国所奠立，当时称建业，西晋末因避帝讳改称建康。建业地位适中，既便于控制全局，有可将长江倚为天然屏障。境内山势龙蟠虎踞，水运方便，是理想的建都地。

建业城的建设始终与整修河道和水利设施同步进行。通过引流开渠，使得建业城周围形成完整的河网，既便于居住区的灌溉和生活用水，又便于水上交通运输。因水营建住宅园林和水上行船往来娱乐，以后成为建业（建康）城市的一大特色。

东晋建康一切因吴国旧有，惟一大建设是筑长堤六里余，东起覆舟山西，西至宣武城，用以蓄北山之水，名北湖，是形成人工湖之始，对改善节制建康供水条件大有益处。宋文帝元嘉年间再次修筑堤蓄水，命名为玄武湖，是建康的主要水源之一。

自东晋时修改重建完备的台城，一直沿用至陈亡被平毁为止，是建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台城形制仿效西晋洛阳宫，沿用“骈列制”。东晋以后在台城屡有兴造，但主要是后宫内殿和华林园区，台城基本制度不变，成为研究“骈列制”的主要例证之一。

郭湖生教授根据建康城内街巷纡曲斜错，没有修筑整齐、高垣封闭的坊里的情况，指出“认为中国宋以前城市无例外采取坊里制的说法，似不能成立”。这一判断也是符合中国南北方气候及风俗习惯的差异较大这一客观实际的。

4. 隋唐长安

隋唐长安位于汉长安故城东南约三十里龙首原一带，宏观上仍处于关中渭水盆地的中心。由于“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隋文帝于开皇二年（582年）下诏在该地营建新都，是年十二月，命名新城曰“大兴城”。

大兴城的建设最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它惊人的营建速度，自下诏营建起至迁入新都，前后不过十个月光景，被誉为世界城市建设史上一次真正的奇迹，标志着当时中国的高度文化水平。 

大兴城的形制有两个来源：置宫城于北而官署坊市于南，宫城北垣与京城北垣重合，近于南朝建康；宫城位于中央而闾坊向两侧发展形成南北微缩而东西略长的平面，则类似于北魏洛阳。此外，大兴城的制度还明显受到当时已常用于州郡级城市的“子城──罗城”制度的影响。

隋代是短暂的，继之而起的唐朝全部继承隋的经营成就。唐代改大兴为长安（或称西京、或称上都）。入唐以后，长安城最大的变化是唐高宗时建立大明宫和玄宗时建立兴庆宫。前者代替太极宫（西内）成为主要正式朝廷，后者却是一处离宫。唐代对长安的另一改变就是增加两处夹城：一由东苑沿京城东垣至曲江芙蓉园，一由西内苑沿京城北垣至芳林苑。这是皇帝游幸的专用复道。

大兴城建立之初所采取的坊里制只适于商品经济不十分发育的城市，在坊里制的框架内，商业经济与城市形制的矛盾日益突出。唐继隋，虽未从形式上废除坊里制，但却对其进行了一些改良，在长安城对称设置了东西两市，坊里中也兴起商店和作坊，满足了日益发展的经济活动的需要。

伟大繁盛的唐长安，不仅成为东方各国向往之地，也成为各国建设自己都城的榜样，日本的平城京和平安京就是典型的例子。

5. 隋唐洛阳

隋代营建洛阳的目的是将其作为第二首都，以备关中歉收之时就食于东方。然而，隋代第二首都不在汉魏洛阳旧址，而是在其西边十八里的新址，其主轴正指向南方的伊阙，与秦始皇的阿房宫 “表南山之巅为阙”可谓异曲同工。

隋代洛阳的营建，包含建设宫殿坊市，营造苑囿离宫，迁移人口，开掘河道，建立仓储，是同时进行的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比之大兴的规划，更有预见，更为周全，也即是更为成熟了。郭湖生教授认为，隋代洛阳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古代都城建设水平又上了一层台阶。

唐初武德贞观年间，洛阳曾降为洛州。至高宗武则天时期又恢复都城地位，尤其是武则天称帝的十五年间，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贸易中心、文化中心，堪称洛阳繁荣的鼎盛时期。

唐玄宗时期，关中粮食储备问题得到解决，朝廷再无必要就食关东、长驻洛阳，洛阳的地位随之降低。除了第宅园林，再无重大建设活动。唐代以后，洛阳虽曾经有一段时间保持着陪都的地位，但建设极少，城市逐渐萎缩，与隋唐时期有若天壤之别。

6. 北宋东京

北宋东京，即今开封，战国时称大梁。唐代为汴州，肃宗以后，设宣武军于此。按唐代惯例，州军级城市采取“子城──罗城”制度，汴州也不例外。唐末朱全忠以宣武军节度使起家，篡唐后放弃唐末都城洛阳，以汴州为都，号东都。此后又陆续有后晋、后汉以此地为都，但均未遑建设。后周（951～959年）将其作为都城，称东京。由于原属州军级地方城市，其规划格局、设施规模等均难以适应作为都城的要求。因此在周世宗时（954～958年），即着手治理黄河，疏通东京漕运河道，东京作为全国统一的经济中心的格局初步形成。随着人口的增加，旧城益感狭隘，世宗又下诏“于京城四面，别筑罗城”，将城市范围向外扩展，同时又对城内的街道等加以整治，使东京的城市环境大有改善，这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史上有名的事例。但周朝旋即为宋朝取代，因而东京的改造，主要是在北宋时期持续进行的。

在北宋对东京的改造中，整治河道、保证漕运仍是一项核心内容。宋太祖十分重视汴河这一重要的漕运通道，令人每年挑浚河道，加固河堤，将其作为国家水利工程的重点。另外，作为首都，必须将原有道路和桥梁加以改造，才能适应皇帝出行仪卫所需。州桥（天汉桥）、华表、御廊杈子、宫门双阙的系列，就是这种改造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庄严伟大的建筑序列的形成，原本只是改造地方级旧城的一种权宜手段，但却经后世历代不断提炼发展而臻至善，金、元、明代的金水桥、华表、千步廊、五凤楼式的宫阙正门的系列无不脱胎于此。

和唐长安相比，东京城市生活内容有了飞跃的变化，以后各代都城大抵均是模仿汴京模式。天德三年（1151年），金国开始在燕京仿宋东京建造中都，奠定了元明清都城形制的基础。由此可见，北宋东京是汩都城史上的分水岭，其意义非常重大。

7. 南宋临安

临安，即今杭州，原名余杭。秦代称钱塘县，县址内有清泉。汉代建筑堤坝来控制海潮，堤内蓄积清泉，成为西湖的前身。杭州依湖而立，因泉而活，在原来海湾浅滩形成了城邑。隋代统一天下之后，废郡置州，成为杭州，当时是一处中等的地方州级城市。

杭州的发展，一是得益于隋代对大运河的兴筑。杭州地处运河南端，地位重要，财货集中，发展尤为迅速；二是得益于几位官员对西湖的治理，如唐代刺史李泌、白居易，唐末越王钱谬，北宋知州苏轼等等。

宋绍兴十一年开始经营改造临安，筑造坛庙，修整皇城，基本形成一个都城的格局，但在形制上比东京更为简易。南宋临安布局结构最根本的特点是皇城在南而城区在北，这是对唐宋子城在南、州城在北的大格局的沿用。由于官府、第宅均在皇城北面，所以临安的御街以北为主，这是与历史上任何其他都城根本不同之处。尽管临安所建太庙在御街之西，而社稷则在御街东，但在以北向为正的前提下，仍是左祖（西）右社（东），与礼制要求相符合。

尤为突出的是，临安整个皇城，兼有明清的皇城与禁城的内容。史料记载皇城内有南北宫门，似有单独的宫禁区。因此，郭湖生教授认为临安皇城实为元明清皇城的先声。

8. 元大都（及金中都）

郭湖生先生指出，从中国都城建设史的角度来看，元大都是现代北京的直接前身，她的出现标志着大漠南北统一国家首都的诞生，其意义十分重大。

北京现在的位置，古代为蓟，隋为涿郡，唐为幽州刺史治所。辽代将其改建为南京析津府，又称燕京，开创了游牧民族进入传统汉族农业为主的中原地区并且建立了统治中心的历史。十二世纪初，女真族崛起，金国发展迅猛。1151年，完颜亮下令将国都由上京迁至燕京，即金中都。

金中都的形制反映出北宋东京的强烈影响：全城由宫城、皇城、都城三者组合而成，并且继承了东京城主干道南熏门──朱雀门──御廊杈子──宣德门及左右掖门这一系列。这一体系一直延伸影响到元大都以迄明清北京，其地位至关重要。

元代忽必烈接纳了群臣的意见，在金中都旧城东北以其离宫琼花岛万安宫为中心建造元大都。因此，元大都接近《考工记》的原则，实际是沿用金中都布局而来的。然而，元代建大都的技术，则受宋代影响很大。元代的《河防通议》一书是根据近代都水监的官方制度编写的，其中列举的土工方面的条文，和《营造法式》基本一致，证明宋、金、元在建筑技术上的传承关系。

9. 明南京（兼论明中都）

明代的南京，原为应天府城，是在元代的集庆路城基础上扩大加筑而成的。集庆路城即南唐之金陵城，包容了六朝时期的建康城、丹阳郡、西州城、冶城、石头城在内。经历宋元两代的长期使用，形成了以旧宫城前御道为轴线的旧城区。

明代南京城利用了旧城的西、南两侧，拓宽加高加厚。城墙墙垣长33.67m，高约14～21m，厚约14m，均用巨大青砖，筑墙耗时长达21年。全城有城门13座，走向沿地形和水道需要而灵活转折，轮廓亦非方整，与《考工记》所谓 “方九里、旁三门”完全无关，而是从实际城防需要出发。

明代南京筑城时间延长，和临濠（今安徽凤阳）中都的兴筑有关。朱元璋认为他的故乡临濠“前江后淮，有险可恃，有水可漕”，故下令将其营建为中都。就在中都皇城工程基本已形成之际，朱元璋忽然又放弃建立中都的愿望。中都建设虽然终止，但从已建成的部分当中，仍可看出明初的都城规划观念。

中都城垣仍分为都城、皇城、紫禁城三重，计划设11门。南面正中仍为洪武门，入门经千步廊至皇城承天门。在承天门至宫城午门这条中轴线两侧，左（东）为中书省。右（西）为大都督府，再外侧为“左祖右社”。中都宫城（紫禁城）平面正方形，午门三道，两侧为左右掖门，与南京同。

临濠中都工程终止之后，朱元璋又集中力量营建南京，使坛庙礼制建筑及城垣、陵寝的建设逐步完备。其形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元代影响，同时也有其自创的成分，并且在某些方面又影响到后来的明代北京的建设，可看作是承上启下的代表作。

10. 明清北京

明永乐年间，明成祖下令在元大都营建宫室，至永乐十八年完成，次年正式迁都北京。当时所建宫殿，虽屡焚屡建，至明晚期未已，但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且“壮丽过之”。明北京的制度，仍是三重垣：京城、皇城、宫城（紫禁城）。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下：宫城（紫禁城）地位最尊，皇城地位次之，京城最低。

明成祖营建北京时，坛庙礼制建筑的分布，均依南京成法。到了嘉靖年间，才开始有了较大的变化，而北京以最完备的礼制建筑布局著称，也完成于嘉靖时期。至于明代北京的地方行政机构，则基本因袭元大都。

清兵入关后，仍基本维持明北京的城市格局，只是将八旗军营设在皇城内，而蒙古军、汉军则在外围，后来界限逐渐错杂混淆。

康熙至雍正乾隆，逐步整修北京城，主要是宫殿门阙以及庙社诸坛。与此同时，清代宫廷又先后对热河行宫、瓮山清漪园、圆明园、静明园等皇家园林进行了整修或扩建，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郭湖生先生认为，明清北京是我国历史上最后建筑的一座封建帝王都城，气势庄严宏伟，造型色彩鲜明美丽，动人心魄。其艺术成就集中在皇城宫城上，对宫廷的礼仪制度、宫廷的生活需要，皇宫苑囿的严密保护，完全满足了封建王朝的需要，与其艺术形式也是高度完美地统一。它是历代都城经验的最后总结，足以代表伟大的中国文化，应当加以理解和爱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