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稚：城市规划是全民参与的社会改良运动

城市规划的不好，单纯的指责规划师是不对的，单纯的骂书记、市长是不对的，单纯指责某一个开发商、建造商也是不对的。

从五四运动开始，认为中国传统的东西都是落后的思潮长期占主流，全盘否定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种主流观念影响了我们几十年，变成了普遍的国民意识，形成了普遍的价值观念。现在回过头来说保护这些东西，扭转这种现象，可能还得需要几十年时间。

我国整体的综合国力上还没有富裕到这个程度，我们需要在民生领域投入的太多了，实在没必要在技术炫耀上无休止的投钱，没必要在艺术炫耀上无休止的投钱。

西方在其200多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划一直是沿着两条主线走。一条是技术路线，即从专业技术层面来讲，怎样科学、民主地做出城市建设的决策。另外一条线就是城市规划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社会改良运动。

尹稚，清华大学博士，历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

为什么中国人移民，很少有道德上的内疚或者自责，很随便就走了。因为他的文化价值已经没了，记录中国人历史的旧城没有了，农村基本被拆光了，除了语言和方块字之外，没有故乡可以回，没有共同的文化可以认同，对本民族文化也少有自豪感，他当然就没什么可留恋的。

城市规划通常不是政治权威定，就是技术权威定。整个决策过程，公民没有太多发言权，没有渠道可以表达正常的诉求。

尹稚，清华大学博士，历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现任清控人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北京清华同衡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董事长兼院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兼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

济南市旧城开发投资集团称将投资15亿元修建济南火车站北广场，其中包括复建21年前拆除的老火车站以及行包房。图为被拆除的济南老火车站，始建于1908年，1912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由德国建筑大师赫尔曼·菲舍尔设计。它曾被认为是济南的地标式建筑。 

城市规划不是1+1=2

规划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

媒体：在您曾主持和参与过的规划项目中，您个人最满意的是哪一件？

尹稚：规划永远不会有最满意的。首先，城市规划的成果与艺术家或者建筑师的作品是不一样的概念，它不能被视为个人或者团队的作品。一个城市规划方案从图纸到现实，需要经历很复杂的利益协调和利益变通过程。规划本身第一需要业主有一个很好的意愿。比如，规划师想做地下管廊，想做规范化的一、二级市场管理，如果业主不想做，规划师的想法就只能停留在教科书上。

第二，业主有了一个好的游戏规则以后，规划师要发挥充分的创意才能和工程素养。规划不仅仅是艺术，而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是最终可以落地建造的东西。画一张画，艺术评估上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如果没有工程技术来落实，或者说有技术落实，但代价太昂贵，都很难说这是一个好的设想。近几年国内这样的案例比较多，以艺术为优先，建造一个城市，最后虽然努把力把它建出来了，但巨额投入的代价根本不值得。这类案例比较多，主要是因为中国公共财政支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监控。

第三，规划需要很好的建造方，能真正按照规划师要求的品质建设。在这一过程当中，几平方公里一块地，里面可能有几十个业主，这些业主有想要更高容积率的，有想要更好舒适度的，众口难调，所以如何协调很重要。比如我们主持过的中关村西区规划项目，从当年的规划到建成，差不多用了10年时间。这10年当中各种类型的、来自于几百家单位的协调会开过几百次，参加人数上万人次。

这一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规划结果和当时的初衷可能就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如果城市规划得不好，单纯的指责规划师是不对的，单纯的骂书记、市长是不对的，单纯指责某一个开发商、建造商也是不对的。城市规划从数学上来讲，不是简单的1+1=2的结果，是复杂的宏观集成以后的产物，这里面的所有变量彼此交织，彼此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要某一个方面、很小的一个因素出现了不和谐的东西，整体结果可能就面目全非。

决策机制科学性不足

媒体：城市化过程的同时带来了很多问题，类似于强拆等一些激烈的冲突也时有发生，产生这些的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尹稚：中国的城市建造到今天，如果说谁负有更大的责任，应该是目前的决策机制和体制负有更大的责任。首先，目前的体制科学性不足，即决策程序中科学所占的成份比较弱，而行政首长的意志在其中占的份额比较大。比如说一个市委书记喜欢某一个树种，就可以不顾生态群落的基本要求，全城就种一个树种。某个市长喜欢一个颜色，也可以不顾一般的美学通则，把一个城市盖成某一个面貌。

另外，就是我们真正生活在里面的市民对城市建设的发言权不足。我们修条路、盖个房子，什么时候征求过使用者的意见？通常不是政治权威定，就是技术权威定。市民肯定要说“我天天住在这房子里，凭什么我没有发言权”。整个决策过程，公民没有太多发言权，没有渠道可以表达正常的诉求。到最后，散步、拉横幅，或者一些更极端的行为反而成为唯一的选择。

这些情况在旧城规划中尤其明显。旧城的产权都是定案的，市民的既得利益怎么保护？如果出于所谓的公共利益可能损害个人利益的时候，怎么补偿？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谈判进程。如果明明没有这种实力，采用强拆或者资产掠夺的方式，只能积累更深刻的社会矛盾。本来旧城改造只是一个好不好用的矛盾，后来直接上升到意识形态的矛盾，一个政治级别的矛盾，最糟糕的结果是把问题升级到对制度不认同、不满意这一层面，这完全是这套体制人为造成的。

城市化既是人改变环境的过程，也是环境反过来改造人的过程

媒体：城市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那么城市规划好了是否就能尽量避免这些社会问题？

尹稚：好的物质环境能够创造好的生活，这曾经是城市规划行业的一个信仰。但是一两百年实践后，我们发现，有时候这句话是对的，有时候不那么靠谱。简单举个例子，中国城市化发展初期，在长三角、珠三角有个普遍现象就是“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这就是城市化初期人们对个人生活的认识已经到位了，但是对城市生活没有基本认识的表现。

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说人的视野是不断放大的。大家现在对“齐家”有了概念，对于什么样的家更好过日子已经有了普遍的认同。但对于什么样的城市更好过日子？为了建造一个好过日子的城市需要遵守什么样的行为规范？需要为这个城市贡献什么？这些是需要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步养成的。等大家普遍有了这个认识后，就会意识到乱排水、乱丢垃圾这些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最终还会损害自己的利益。然后就知道要集资修路、集资建安全的供水系统、集资建垃圾转运场，政府开始投资做各种垃圾处理系统。这是一个人类从个体化生存到集群化生存，再到高强度集群化生存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人改变环境的过程，也是环境反过来改造人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