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 HILL：当代北京的空间使用设计

图2：沿着主要建筑的边界设有引人注目的高层平台，并设有与之不协调的餐椅。

霍尔对这种形式的一些说明如下：

“从设计上来讲这个环形应该是半网格式的而非是简单的直线形式。我们希望公共的空中环路和地面环路能持续地产生随机联系。它们将成为社会的凝结剂，为居民和来访者带来一种特别的城市生活体验。”

但是考虑到其地面层内部高端零售的定位和所提供的服务，它看上去并不会成为城市市场所提供的“社会凝结剂”。这里都是意大利式的B&B商店、瑜伽中心和疗养中心。对于一般的中国人来说，他们的年均家庭收入仅是美国的1/40，这是另外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来到这个项目的外围，你立刻来到了另外一个北京。一群男人围在一辆车后面观看商品。一个老人坐在三轮车里慢慢驶过，后面的筐里坐着两只小狗。

公园—它确实只是街区里的一个绿色小岛，里面种植着树木，尽管能听到附近交通车辆的隆隆声，但还是非常宜人—里面主要是老年人，其中一些正在打太极拳，其他人则在聊天、喝茶。这是一段在周围机动车的海洋中平静和自省的美好时光。

这样的场景或许已经在这里上演了许多个世纪，然而我们身后20m外的建筑却是新的。

向后看去，这个通往混合互联的入口看上去又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有人守卫，还像周围几栋高大建筑那样安装了可伸展的LED点缀的门禁，成为了一种寄生般的附件。

史蒂芬•霍尔的畅销书《都市主义：带着疑问工作》(Urbanisms: Working with Doubt )里写道：

“22万平方米的复合多孔城市空间，吸引着四方公众，并向他们开放……这是一个三维的公共城市空间项目，有着从商业、居住、教育到休闲的不同设计安排……地面层为居民和来访者提供了大量可步行穿过的开放通道。这些道路包括小商店的‘微观城市主义’，这些小店面也营造出了围绕着大型中央水池的城市空间。”

这些在纸面上都是正确的，但是在现实中却不是这样。中国的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建筑师必须在建筑形式之外更加努力工作以实现这样的目标。

让我们回到霍尔最初对混合互联作为一个“城市中的开放之城”的设想。它各方面感觉上当然像是一个城市中的城市，但它是一个“开放之城”么?这里的主要问题是，作为传统的、最常见的建筑，相对于其他方面而言，它过度注重建筑形式。就像很快被证实的那样，尽管这种关注对促进产生“城市的良好部分”是必需的，但还远远不够。霍尔这样级别的建筑师一般都能够做出超高品质的建筑形式，但是归根结底，建筑形式并不是产生一个好城市的主导因素。作为要素之一没错，但是能将之作为主导因素吗?

混合互联的设计意图非常明确，那就是从公共空间雕刻出“单一用途”的私人住宅—并在形式上采用多孔风格来标志出这一点—但是在包围、使用和占有这一建筑形式的社会和文化模式面前，这一理念完全行不通。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安保警卫的形式;略隐晦一些的表现则是位于地面层的昂贵的家具商店。所有的结果都是排外的和阻隔的，与其说是“开放之城”不如说它更像是禁城;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建筑师在这点上能够起到多大作用?

我认为，一方面，将建筑视为“空间智慧”的理念，或对“空间产品”的考虑显然比单一的形式更为丰富—实际上，智慧和产品在那些主要关注空间占用而非建筑肌理的形式特征的人身上能够最明确、最富有想象力地展现出来—比如，塞德里克•普莱斯(Cedric Price)，最明显通常也是最原创的，还有泰迪•克鲁兹(Teddy Cruz)、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Alejandro Aravena)、FAT建筑事务所等等。但是另一方面，建筑师(以及其他设计行业人员)作为“战略设计者”的潜在新兴角色正开始提出参与到更宽广的社会、文化、经济层面和系统的可能性，这些几乎比所有的建筑形式都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力。建筑执业者在任一方面所面临的最有趣的挑战就是找到更具战略性地解决空间占用问题的方法。这个看似简单的理念可能是所有实际上正在进行的关于建筑学的探讨的中心问题，然而却几乎很少有人涉及。

在这里，如果霍尔和他的团队能够关注占用和运营的开放策略，混合互联可能已经获得了成功。他们当然可能无法关注这一点—北京具有探索开放公众空间可能性的最具挑战的环境—这意味着要从根本上对建筑环境设计过程进行革新。但是特别回顾一下过去的几十年，建筑领域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尝试，一直将先锋性关注放在形式特征方面，而非任何其他更有意义的东西。

目前，混合互联在它的“开放之城”战略上失败了—无论是从建筑内部还是从它如何能突出其“多孔性”并给周围地区带来积极影响的角度。但是如果不考虑其对于人们在空间使用方式上的尝试的话，混合互联具有开放的潜力，但潜力从来都不能成为这种规模上的投资的充分理由。一个好的设计师有时必须重新设计背景环境本身，以确保它的真正潜力—无论是重新设计客户组织，还是围绕项目的文化的或基于叙事的体系，或是这种在这个案例里以另外的方式从根本上阻碍建筑发挥功能的政治框架。

我们应该问责没有参与到更深远环境背景中的建筑师吗?例如，在建筑形式自身周围划定一条明确的边界线?对于一项设计的形式感能为人带来丰富体验的建筑实践，我们来讨论其“责任性”或许是不公平的。可是建筑实际上担负了像普鲁帝艾戈公寓(Pruitt-Igoe)那样的“失败”的责任或许也是不公平的。因此或许职业人士参与到这些更具战略性的设计部分是必要的。

在北京和上海，建筑的环境背景仅限于建筑本身。因此，可以在真挚称赞混合互联内部一切的同时，因其与当下背景环境的关系，也可以说这一建筑在根本上是存在问题的。

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似乎也是几乎所有的建筑都应探究的问题，这座“混合互联”使这个城市变得更好了还是更坏了?我欣赏这座建筑的大部分—或许是绝大部分—并且非常高兴它的存在，特别是处于北京这样低品质发展的建筑随处可见的环境之中。然而我并不认为这是它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所采取的正确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