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太格：城市规划应该尊重真理

Q：当初你在住屋发展局工作的时候，新加坡的条件还比较艰苦，那么组屋房子的改善，钱从哪里来?

刘太格：首先要感谢英殖民政府，他们在离开之前，对于税收的制度做得非常完善，所以他们走之后，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收纳所得税、产业税、营业税等。我们的第一届政府领导，好多原来也是在英殖民政府当官的，对行政系统也比较熟悉，这个系统基本上还是合理的。

我们在征收土地的时候，我们支付给地主的价格，不是规划的价格，是土地现有使用的价格。比如一块地规划为住屋区，但现在的用途是鱼池，那么只会用鱼池的价格来征收。这样的话，可以以较低价格征收土地。

在做公共住宅的时候，为了吸引棚户区的人来到新的住屋区，我们也同时开设商业区和学校，甚至一些小型的工厂。其中，商业和工厂是绝对市场化，所以地卖出去也赚了一笔钱。工人每年的所得税、工厂的营业税，也可以算政府的一笔收入。

所以我们产生的是一个良性的循环，钱不断地在周转。而且，有了商场、工厂和学校，也就有了就业的机会，就业的人又要交所得税。这种财政运转很高明，对于住屋的建设也是种补贴。看下来住屋的收入比补贴要多，因为每年财政都没有亏损过。

新加坡的规划，先做远期，再做中期，最后才到短期的。比如我们在1991年做的就是一个100年的发展规划，之后会做50年、30年和15年的。那么，规划不需要大幅度更改，因为方向已经敲定了。比如在基础设施的投资方面，就可以参考这些分级的规划，否则就会出现乱投资的现象，导致成本无谓提高。规划一定要从远期做到近期。但是中国还是较喜欢做短期规划，比如你们今年做规划，最远就做到了2020年，这个是不可想象的。我也帮你们国内做过规划，最短也到2050年，我做的多数还是2070年，50年以上。其实我还挺想做百年计划，但是中国国内的领导好像没有兴趣。

Q：新加坡作为一个岛国，未来城市的发展是“高密度、高宜居度”的发展方向，密度有没有上限?现在有没有达到上限?

刘太格：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得到最终的答案。新加坡今天建筑的密度，还不是全球最高。如果从人口的密度来说，在全球排名50左右。但是我们谈这个密度不能只谈人口，而应该谈建筑量的密度。因为新加坡的人口密度不高，但是每个人占用的建筑面积比较高，因为要保证高水平的生活、工作的质量，这方面我们可能排名全球前列。新加坡为了适应未来的发展，人均占用建筑面积这方面还应该走高。所以我咨询了国内外的专家，建筑密度最高是多少?他们也没有答案。新加坡住宅，人均占用的面积25-30平方米，如果到穷困的国家，每个人3平方米左右。所以我们谈的密度是建筑容积率的密度，而不是人口的密度。我觉得密度的高低，同规划的技术有关系。新加坡的建筑密度很高，但是我们在做规划的时候，有巧妙地处理。新加坡一个巨大的秘诀就是，处理高密度的建筑，用的是西方的棋盘做我们指导。西方的棋盘，一块黑一块白，黑的我们可以理解为高密度的住宅和写字楼，白的就是公园、广场、商场，但商场不能太高，体育场所等等。你们从我们的规划上就可以看出，我们的高楼，并没有密集在一起，中间必须穿插低层建筑，所以就不会太有压抑感，也能经常看到天空。这方面，只要我们处理得适当，密度还是可以提升。有没有关于密度最高的答案，目前还不知道，本来还想找心里学家帮忙，但是现在也找不到。最后是关于心理的，一，只要能看到天空，就不会有压抑感，所以在处理方案上，只要有高低错落的话，就可以安排这样的建筑;第二是关于电梯，管理必须要好。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不愿意住高楼是因为电梯管理得不太好。后来我们的工程师、以及电梯制造公司也做了多次修改，如果电梯有故障，建屋发展局要求在市民都不知道的时候就知道，我们的电梯每5秒扫描一次反馈回建屋发展局，现在有上万的电梯。现在住在里面的居民，对于里面的电梯，就不会有顾虑。我们还对电梯有专门设计，一旦出现故障，电梯不会一直滑到最下面粉身碎骨，在中间就可以停住。我们对建筑之间的距离也有所规定，这几个方面，对于高密度的房子，就可以处理得很好。我们不谈人口密度，而是建筑容积率密度。

关于中国城建规划存在的问题

Q：京津冀为什么不能像长三角和珠三角一样发展得比较好?为什么无法带动周围的城市一同发展?

刘太格：这不是京津冀的问题，是北京的问题，北京太大了。如果把现有的北京现有的两三千万人口，分成4-5个城市，每个城市都有所有的配套，商业区、工业区、大学、体育馆，整个大北京的居民，每年只需要来天安门两三次就够了，第一方便市民的生活，第二减轻交通堵塞的情况。第三，提升宜居的程度，不需要整天在路上，把时间浪费在堵车上。天津、石家庄，分得很开，有独立的配套，北京本身的3000万人口要怎么处理，上海怎么处理，广州怎么处理。所以，对于你们国内这种超大城市，我提出一个理念叫做“星座城市”。就像天上的星星，每一颗星球都是独立的，之间有一定的关系。新加坡这个小地方，500万人口。如果把北京分成好几个城市，新加坡大概只相当于五分之一个北京城。但是就在这个小地方，我们还把它分成5个片区，每个片区人口大概100多万。5个片区下面又分成25个卫星镇，每个卫星镇就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包括上学、体育、简单的医疗，基本都可以满足，如果不能满足，那么就到片区中心，设备会比较多。如果有专门的需求，比如要买品牌的服装，或者到跨国公司工作，那就只能去我们的中央商区。为什么新加坡这个高密度的城市，交通问题不是那么严重?就是因为我们化整为零。我对你们国内超大城市的建议就是，在做大的区域性的规划时，要预先整理好城市的关系，虽然现在可以用高铁或高速路解决，但是大城市本身的城市问题、交通问题、污染问题，还是要当作一个很紧急的问题来处理。

Q：现在怎么改变?

刘太格：我的立场是，每个城市都有希望改变和改善。你越早下决心改善，花的成本就越低，越晚改善，花的成本就越高。新加坡为什么相对比较富裕，我们一开始就下决心做合理的事，所以现在也没有花冤枉钱。如果现在想把北京改善，当然需要不菲的成本去处理，但是如果现在不处理，以后的问题会更严重，以后要花的钱会更多。

Q：中国国内的住房政策，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应该向新加坡学习什么?有什么好的建议?

刘太格：新加坡模式是好，中国是最具备条件来采纳新加坡的方式。全球搞规划和城市发展，最佳的是新加坡，其次是中国。因为你们国家重发展、也重规划。现在的问题是规划做得不好，而不是不重视，你们在规划上投入的钱，每换一个领导就来一套新的规划。中国也是可以强势行事的国家，但欧美在推动改革上是比较困难的。新加坡和中国不像的是，我们是高度法治化的国家，政府有高度的诚信度。比如政府提出土地的使用用途，那么最后肯定只会用在这个用途上。我们临近的一些国家，买土地的时候说是要搞公共住宅的，后来也的确建了公共住宅，但并不是租给穷人的，而是以低价卖给了政治领导的朋友，之后再高价卖给其他人。这些事情，新加坡政府从来没有做过。

新加坡政府把三件事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法制、行政、通过诚信赢取市民的信任，让我们可以快速推动一些强势的事情。我们的土地70%是国有的，这个很关键，当比如要做快速路、盖公共住宅、要做污水处理厂，日本也不可能，5-10年才可以谈成。中国虽然是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结合，但很多土地在没有明确规划的情况下就已经卖出了。

中国应该充分利用这些优势，既然有这些优势，就没有借口说你们的城市不可以做好。

你们的拆迁房、廉租房都会固化在固定的区域，也导致不同阶层和人群的分隔。而在新加坡只有一个政策，把不同收入不同阶层的人融合在一起，所以你们看不到贫民窟。我曾经对你们的城市领导说，如果你们没法把人群融合起来，贫民窟和富人区分化严重，对城市发展是不好的。

Q：浙江义乌进行农村宅基地示范基地试点，你怎么看?

刘太格：我现在知道的是，苏州三套房换农民一套房子，如果能解决拆迁的问题，也可以，但是成本很高，但是这是唯一的办法。我没有深入的研究，但是新加坡的成本比较低，好处就在于，可以照顾到更多人，如果成本比较高的话，照顾的人就会比较少。

中国国内有新加坡不存在的问题，农民比较多，他们对土地的感情比对我们更深。我没有深入了解，但感觉是个可行的办法，问题就是成本太高，所以你们供应的量会比较少。

Q：中国地方政府在拆迁问题上似乎并不考虑成本的问题，更多考虑的是城市和政绩形象的问题。你怎么看?

刘太格：在上世纪80年代的英国经济学人周刊上就说过一个词“新加坡企业”，意思就是说新加坡对国家的策略是把国家当一个企业来经营的，因为要可持续发展的话，那么每做一个投资都要考虑到对未来的影响是怎样的，有投资就应该有收入，比如投资电厂，之后短期就会有电费的回收，所以我们一直在调控收支平衡。你们国内的确有这个问题，比如我们的快速路，现在看起来是一次性做的，但其实不是的，我们只是先把土地留下来，比如这个是三车道，先做两车道，等到车流量增加了再做三车道，再增加的话，才把红绿灯变成立交，就是当成生意来做的。如果不这么做，政府的作为就会受到约制。

Q：中国对层高的限制，没有新加坡高，是不是一种浪费?

刘太格：刚才就说了，为什么新加坡盖高密度的房子但是没有压抑感，因为我们对每个地块都有容积率和建筑高度的控制，哪里可以高哪里必须低，我们都有宏观的理念。在中国，虽然有这方面的标准，可是执行不一定做到位，所以有些地方就会高楼密集，不是一个好事，要有宏观的处理方式和计划，也要严格地执行。中国和新加坡对高度限度的指令上也有所不同，中国是用尺度计量，比如一栋楼不可以超过50米，这样就会导致地产商压缩每层楼的层高，这样也住起来也不舒服的。而新加坡的指令规定的是层数，比如这栋楼不可以超过20层。当然也有不老实的地产商，加大每层楼的层高，比如层高7米，然后在里面加个夹层，所以我们只能规定得更细，楼高不可以超过20层，每层不可以超过5.5米。

新加坡高低变化比较多。开发商总是希望用现有的低价土地盖很高的房子，我们也有处理这方面例子的经验。我们原来有个很聪明的部长就说，我们允许你们在现有的2的容积率上提高到3，但是价格也需要提高，如果容积率是2的时候卖1000万，那么如果要盖容积率是3的房子，价格将会提高到1500万。要把提高地价的50%交给政府，因为允许你提高容积率的功劳是政府的。正因这样，没有开发商愿意无止尽地把容积率提高。我们有很多比较巧妙的法制，鼓励商家和业主自我约持，不要做不合理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