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综合体整合设计——外籍设计师沙龙

畅言网编辑：

作为灯光设计专家，能否谈谈怎样通过灯光设计，创造不同的氛围体验？

Jean-Jacques Lanzo：

我是建筑师，同时也是灯光设计师。基本上，灯光设计的有趣之处在于与业主讨论时的重要性。建筑师要考虑建筑朝向，怎样进入一个空间。但是，一天中一半的时间是夜晚。对于商场设计，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尤为突出。许多商业空间越来越倾向延长开放时间。不仅方便顾客，同时也营造了氛围。人们都希望比别家有更长的营业时间。我们也针对这点同业主有过许多探讨。这个问题很复杂。简单来说，有一点适用于所有商业空间，我们要注重融合，要在最终阶段，产生积极的影响。

畅言网编辑：

关于建筑师的自我意识，有没有可能一方面满足自己的愿望，同时也迎合甲方的要求？

Wopke Schaafstal：

甲方永远不是设计师的对立面。如果你的设计和沟通能力都很出色，你就能让甲方接受你的想法。我认为建筑师有责任让甲方知道先前没有意识的方面，同时为甲方不知道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建筑师要负责引导甲方，为项目增加价值。

Manuel N. Zornoza：

欧洲建筑师只负责建筑设计。但在中国，建筑师也要参与部分地产开发。有时，设计和开发被结合起来。

Edison Woo：

我发现中美在决策制定方面有差别。我一直在思考文化，经济、社会方面的问题。起初，我会认为“无知是一种幸福”。但是随着了解的深入，你会意识到，一旦你知道一些时间，就不能忽视它们的存在。

Manuel N. Zornoza：

欧洲的甲方会给出更为明确的设计说明。建筑师只要把这种成熟的说明转变成建筑语言。基于我在中国的经验，小到200平米，大到20万平米的项目，建筑师会从最初阶段就参与进来。我们甚至会和甲方一道制定设计说明，例如住宅占10%，办公占60%，商业占20%。我们与其他人讨论，要求又会改变。建筑师在中国要负责部分的商业运营管理。一些著名建筑师，包括诺曼·福斯特说过，美国甲方平均年龄是75岁，欧洲甲方公司负责人平均55岁，而中国甲方负责人平均才35岁。我在中国工作这几年，收获的不仅限于建筑方面的知识，让建筑能解答更多问题。

Charles Tang：

对于住宅项目，中国的甲方会更为成熟，他们清楚需要哪种典型方案、运用的方法。不过对于商业项目，时间周期短，我们会花大量时间探讨零售战略，而不是建筑本身。比方说，在三周时间内，我们花上两周半讨论战略，半周时间做建筑。最终，我们注重的总体规划，而非建筑细部。如果保证零售战略真正可行、获得利润，你就能松一口气。

岑丽慧：

我好几次甲方电话，询问我们是否可以从开始方案设计时，同时制定商业规划。我回复，我认识一些专业做商业规划的公司。当然，有些建筑设计公司能做这个业务。

John van de Water：

我们的荷兰公司和中国公司都认为自己才是总部。我一年回一次荷兰，会把所有阿姆斯特丹公司做的项目浏览一遍，我心想：为什么做这些花了这么长时间！我想这是中国给我的改变，我们在中国要迅速拿出结果。作为在中国的建筑师，我不同意应该执着于自己生长的文化，去抵抗所在地的影响。我们要把这种差异当成机遇。

Jay Currie Campbel：

在学生时期，我们做一个工作室项目，目标是构想未来设计公司如同通过合作，取得成功。我们在巴黎、堪萨斯和北京有几个小组。教授正在做一个研究项目，他要考虑是否转到未来建筑设计上。我们会同巴黎的组员沟通，告诉他们美国人在中国的研究进展。处于不同环境中的人思维存在摩擦，但只要积极思考，这种摩擦会带来有利的结果。我们都是学生，不要考虑甲方的影响，由于融入了不同国家的文化，最后的结果还不错。这就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设计公司在中国有市场。我们可以将为项目带来不同的思维和文化，不管是西方国家还是南美地区，都会有全新的视角。

Fabian Wieser：

刚才提到，作为建筑师，我们在一些方面是无知的，但甲方在某些方面了解上也有所欠缺。举例来说，我家旁边有条河，但它不在我家正南边，这让我很沮丧。我希望在房间里看到这条河，但我又不能把住宅转个10度，所以只能看到一面墙挡住了河流。

Jean-Jacques Lanzo：

我注意到，一些问题本应甲方自己解决，但却越来越依赖于建筑师。我认为这是建筑师的特权。建筑师常常抱怨缺少权利，自己的观点不被人理解。我们在中国做许多细节工作。我们独立思考，得出结论，为甲方带来解决方案，这是我们的优势。

Fabian Wieser：

可能由于职业的属性，在任何方面，建筑师都能找到比自己做的更优秀的职业种类。各个方面都有行家。但是，很少有职业像建筑师一样，在什么方面都懂得一点。你可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做的有欠缺，泥瓦匠比我们砌墙的本领强，但是还得由建筑师事先画出图纸。我们当然不能作出最好的商业规划书，但在中国我们就能做出来。

Wopke Schaafstal：

我曾在建筑工地上花了些时间。我发现贴墙砖的工人基本上都不大在乎墙砖贴的是否齐整。他们只想缩短工时，尽快收工回家。然而，我们设计师有责任保证设计良好实现。我们要确保墙砖线条整齐一致。我认为我遇到的中国建筑师中有许多人都能媲美在座各位。我读到一篇研究报告，称意大利每400人中就有一名建筑师。我想中国大概是4万人中有一位建筑师。中国因而对建筑师有着强烈市场需求。同时，众多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学成回国后，他们变成了优秀建筑师。

Fabian Wieser：

我想你刚才提到工人希望尽早回家，如果你问他：这个洗手间的瓷砖怎么铺设，我想听听你的方案。我想他也许会愿意花上四小时。可能处于职业属性，建筑师希望控制一切，特别是对于刚来中国的外国建筑师，这点更为明显。

Wopke Schaafstal：

我在建筑工地上遇到许多人对自己的工作非常着迷，也遇到一些建筑工人抱怨建筑师不了解建造方式。不过最常见的是贴浴室墙砖的那种工人，他们只想节省更多的工时。如果工人收入不高，他们可以把省出的时间做另一个工程，我能理解他们实际上不在乎墙砖安装的效果。作为建筑师，我却很在乎工程质量，希望每个线条和细部没有瑕疵。

畅言网编辑：

针对人性化尺度，请谈谈怎样在建筑设计中提升用户体验。

Charles Tang：

刚来到中国时，我对城市规划感到惊讶。由于消防原因，建筑要有笔直的立面。澳洲建筑要有台座和退台。建筑不是笔直的，而是有三层或四层的台座。走在澳洲街道上，你感到建筑只有三四层高，没有巍然耸立的感觉。中国修建了宽敞的街道、高速公路，比如40米的街道，15米的绿化带，和高耸的楼房一道，给人的感觉都是背离人性化尺度的。在中国街道上行走，相对周围的高楼，人如同爬行的蚂蚁。今后如果改进了消防器材水平，也许中国高楼就能有台座。

李国进：

我认为中国的城市不是建筑师规划的。东西方建筑都受到法规约束。许多国内建筑设计公司会花许多时间思考法规，并解决法规带来的问题，而将建筑相关问题留给开发商处理，甚至通过先前项目图纸，了解甲方要求。我认为中国甲方关注的不是建筑，而是生产商品。走在中国城市的街道上，你可以轻易分辨建筑的年代。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素，许多中国城市样貌取决于建材商水平。

Edison Woo：

对于部分早期城市规划，美国负有一定责任。中国官员访美，看到宽敞的街道。回到中国，他们复制了其所见。但是，城市规划者推荐了许多错误的观点。例如，在马路两侧要有自行车道。这也是北京现在存在的问题。

Fabian Wieser：

美国设计思维在中国得到了实施。紫禁城完全不符合人性化尺度，它比美国高速公路的历史长得多。一些思维是在中国以外产生的，被带到中国后，相比城市肌理，更好的契合了中国人的思想。

李国进：

中国政府总能找到简单、可见的方法，对他们掌管的城市实施开发计划。政府目前希望控制汽车数量，但交通规划也没有考虑自行车、摩托车的使用。

Jean-Jacques Lanzo：

以前，建筑师几乎是万能的。法规决定一切，我们要在法规范围内设计。我们只能希望法规在未来能够改变。我认为法规单位过大。放眼四周，我看到更小的单位，个人都固守着自己的一块地方，创造了多样性和活力，不同的人兴趣不同，这也是城市的有趣之处。另外，许多客观现实都已经注定。我们需要做的是回顾城市中的非人性化的尺度，思考怎样纠正，使其符合人性化要求。城市中存在大量建筑和街道之间的闲置区域，也许可以利用法规框架，将中型规模的建筑填充这些空间。在可能的情况下，让小的实体，而非开发商的大型项目进入这些空间。

越南有一些例子，一些1960年代的建筑不断得到翻新。住户的翻新彻底改变了形态和功能。建筑受到殖民活动和日常生活的影响。对于中国过去十年、几十年来的建筑，我思考能否有方法将若干小的实体聚合起来。或许这种形式和越南不同，不能是有机的整体，但随着法规的出现，我们可能看到一些中等规模项目填充建筑和街道之间的空白。我想这或许会给一些“空虚”的城市重新带来生命力。

Edison Woo：

可能出现限高法规。建筑太高，因为投影问题，要有100米左右的退台。真正的中国建筑并不是高楼，可惜现实就是如此，这是受经济因素驱动的。

Charles Tang：

如果你去中国三四线城市，你会发现这些城市好像“空城”一样，因为许多人迁移到一线和二线城市。当地政府却仍有出售土地和开发的压力，更多的项目出炉，这些城市变得更加“空旷”。

Jay Currie Campbell：

我读到NPR上一篇文章，报道了北京一些外来居民住在地下室的问题。一些外地人来到北京，投入建筑建设或其他工作。他们住不起自己建造的新楼，只能住在没有窗子的地下室里。但他们依然选择来到这里。

John van de Water：

房产市场也对社会现实做出了回应。我们为万科设计了面积15平米，起居室、浴室和卧室一应俱全的极小公寓。这种潜能也对城市文化有所贡献。中国和欧洲存在巨大的现实鸿沟。在荷兰，我可以选择任何希望求学或生活的城市或大学。人们能同一个地方产生归属感。然而，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一年的薪水可能只够买一平米房子。这对项目构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小公寓可有助于新兴区域的发展。

Fabian Wieser：

如果回顾欧洲人口增长时期，你会觉得15平米的公寓不是什么低居住标准。6个人住在15平米都不是问题。在讨论人性化尺度时，要记住这点。如果按照首都占全国人口比率的标准，北京是座极小的城市。如果按照我们的标准，北京应当有1.5亿或1.6亿人口。高楼无法做到人性化尺度。我认为不存在人性化和非人性化的中间尺度。摩天大楼不可能被分解到符合人性化的程度。只要胡同还在，我觉得站在高楼前面，不会感到这就是城市的结局。我对天安门广场和摩天大楼都没看法，只要胡同在旁边，我们依然能回溯城市历史。

在东西德统一后，我们缺少足够的建筑。许多东德人迁移到西德。以德国标准，许多大型建筑在大城市建造起来。一层有四套公寓，创造了过去四倍大的公寓，并按照过去一套同样的价格对外出租。这些公寓很快贬值。人们不愿意住在那里。

Wopke Schaafstal：

许多环保、可持续科技需要较大的投资。投资人甚至要等待多达10年才能见到回报。多数项目没有勇气承担这种风险，而建筑在五年之后可能就会被替代。因此，十年的投资回报周期没有意义。与其将目光放在建筑和工程方面，不如关注其他行业的发展进步。我们可以提升可持续性，但电动汽车也许能产生更大影响。现在市场上出现了监控室内环境的新系统。如果这种系统被强制推行到每座公寓，影响力将是无可比拟的。

Jean-Jacques Lanzo：

许多情况与战略有关。一些甲方希望立竿见影，签署合同后立刻走人。他们根本不会考虑建筑是否能连续使用几个世纪。

John van de Water：

我们目前在做宝马北京总部项目。这个项目用于3000人办公，面积80000平米。作为承租方，宝马和出租方商议，付给其很高的折旧费。作为回报，他们希望出租方履行合同中所有和可持续节能相关的条款，并只对符合的部分付费。宝马认为这是他们对改善环境所做的贡献。

Fabian Wieser：

我认为建筑节能和汽车使用效率同等重要。低技建筑在未来将会越来越占优势，因为它们不会过时。利用遮阳设施会取得投资回报。我们不必降温20度，15度就足够。但是，我发现要说服甲方接受这个观点，在中国非常困难。

Edison Woo：

我们要注重被动式设计，而不是在屋顶铺设太阳能板，这不一定能维持预算。

Jay Currie Campbell：

医院可能是最为冷峻的建筑类型。我们要执行一些要求，比如住院病房要朝南，入口朝西。我很赞同中国医院对于自然采光的重视。这在实际中的确奏效。医院要求病房有许多阳光，反观美国医院，这方面做的不如中国。

Edison Woo：

在中国国有公司做医院设计，我不能像在美国时那样，只用做一个“玻璃盒子，反正机械系统可以有效处理。中国未来不能采用美国“玻璃盒子”的模式，混凝土和灰泥就能做出好东西。

Jay Currie Campbell：

有些问题超越了材料范畴，它们和经济能量、实用功能有关。我们不需要每个几百米设一个商场，这不符合可持续性。但是，人们有钱而且要花钱，这是现实。不过，政府希望建立更多的医院，这可能是唯一多多益善的建筑类型。

建筑未来将越来越与品牌挂钩。更多新地产公司的出现意味着更多的建筑样貌。未来30年，我更感兴趣的是太古里和侨福芳草地的更新，这或许是更有意思的项目类型。

Jean-Jacques Lanzo：

若干年后，一线城市将会出现商业综合体过剩的情况。因为住宅市场走下坡路，开发商会认为商场更加有利可图。我注意到房产商会在一个市场低迷后一齐涌入另一个市场。

Charles Tang：

娱乐、主题公园、旅游项目的上升趋势明显。网络购物正在令百货公司破产。年轻人去一些商业设施，更多是出于娱乐目的，而不是购物，因为网上可以买到更加便宜的东西。

Jean-Jacques Lanzo：

开发商得到投资回报后，他们不会思考如何建立建筑和周边环境的深层联系。我们设计师或许会考虑到这点。

嘉宾合影

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