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mran Diba：基于社会观察的“人文建筑”

阿迦汗建筑奖获得者、伊朗建筑师Kamran Diba

与传统建筑、文化相比，伊朗当代建筑和建筑师所得到的关注似乎并没有那么多。长期以来，受政治和社会变动的影响，伊朗建筑师面临的局面无疑充满了困难和挑战。当今伊朗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师之一Kamran Diba在媒体访谈中讲述了自己所亲历的种种：童年时体验现代建筑的冲击，执业过程中的机会和雄心壮志，对时局变化后国家“倒退”的叹息，以及去国离乡的心事。

Diba主张“基于社会的建筑”他说，这是受到城市规划者、知识分子Morton Hoppenfeld的启发。他同时也从沙里宁那里吸取了“建筑要创造惊喜”的经验。但总的来说，他在设计中总是首先进行观察、分析和研究，并且往往把人和人的行为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和设计的中心，这让他的项目普遍具有深刻、具体的社会性、哲学、宗教缘由，而不是产生于艺术性的想象。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总是关注人们在物理空间里有可能的、可预测的交互行为，并围绕着这点来进行设计。我把这样的态度成为人文建筑。我将自己定义为一个舞台设计师，舞台上展示着社会的变迁，上演着真实的生活秀。”

问：请谈谈您的成长经历，其中有什么样的难忘回忆？您是何时开始对建筑感兴趣的？

Kamran Diba：我必须承认，我的品味和兴趣始于家庭。我母亲在伊朗长大，在那里接受教育，她始终对设计有一种敏感和热爱，热衷于家居设计。记得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经常去她指定的鞋匠那里，她总是自己先设计好样式，然后下单。母亲和鞋匠总会对比例和工艺有所争议，而当这种争议白热化的时候，她总把鞋子扔给对方，对于一个九岁男孩来说，这无疑是关于“追求完美”的最好一课。她喜欢评判和批评别人品味的好坏。在我的孩童时期，我们居住在位于德黑兰中心的沙地大道，家里有一个大花园。一楼朝街的铺面是我父亲的牙医诊所。当我六岁时，我总溜到他包豪斯建筑风格的候诊室和门廊。和许多其他的伊朗式室内设计不同，这里到处都是铬革的、材质轻盈通风良好的家具。整个家里，到处体现着功能性和简洁的完美结合。

在我父亲的办公室里，地板上铺着带有醒目几何图案的Gileems，这是一种在伊朗穷人家庭或者游牧部落经常使用的地毯。波斯人则选择真正的羊毛或者丝绸类的材质，并且设计繁杂，尤其喜欢采用繁复的花卉图案。

我妈妈的姐姐嫁给了一个在伊朗和比利时受过教育的建筑师。他是在1930年代接受的教育，设计具有阿道夫鲁斯和他同辈人的特点。1940年代早期，我们必须缩减生活开支，所以搬到了一处小一些的欧式风格的房子里，这个房子就是我姨妈的丈夫设计的，他将他父亲位于德黑兰的大花园进行分割，建了六所没有坚固高墙的现代别墅。这是对于伊朗传统住宅革命性的偏离。房子和花园适度地向街道开放，这是一个社会变革的信号，预示着一个包容了更透明的社会和都市生活的新时代。我觉得，当代建筑师给伊朗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刺激了社会的变革。实际上，他们就是走向现代社会、社会进化的代言人，虽然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问：在您建筑设计实践的早期，曾受到哪些建筑师或艺术家的影响？

Kamran Diba：柯布西耶、赖特、密斯凡德对我的影响最大。后来，我被路易斯康的作品所吸引。我还从沙里宁那里学到了建筑要具有令人惊喜的元素，这点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我自己的理念“基于社会的建筑”则受城市规划者、知识分子Morton Hoppenfeld的启发。都市设计的理念和社会心理学课程也影响着我的建筑设计。

问：您同时也是一位艺术家。建筑师和艺术家两种身份会彼此影响吗？

Kamran Diba：事实上，艺术和建筑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有些减租是可以从艺术当中得到启发，得到新的思路并且勇于他们的工作。可在我这里，我将它们视为彼此独立的，不同的存在，分处不同的世界。对艺术和建筑的欣赏能够提升品位，美学意识和态度，艺术和建筑也可以从彼此身上受益。

我将自己定义为一个“舞台设计师”

问：您有怎样的建筑主张？它是怎样形成的？

Kamran Diba：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仔细观察传统建筑的抽象化品质，而不是其中的装饰。我在伊朗探寻本土的特性。后来，我意识到自己在设计中一直在广泛采用水、门、庭院等元素，常常会在建筑里设计露天的内庭院，或者引入自然光线，为潜在的各种行为创造一个或大伙小的舞台，我总是关注人们在物理空间里有可能的、可预测的交互行为，并围绕着这点来进行设计。我把这样的态度成为人文建筑。我将自己定义为一个舞台设计师，舞台上展示着社会的变迁，上演着真实的生活秀。”

在设计过程中，我总乐于遇到意外，不可预测的障碍，甚至是甲方的干预和干扰。找到解决办法、解除障碍的过程常常会为设计过程增加新的难度。实际上，这确实能够激发出我们对项目复杂性的认识，最终收获一份惊喜。

德黑兰当代艺术博物馆

问：请谈几个对您来说特别重要的项目。

Kamran Diba：对我来说我的所有项目都很重要，不管是设计一堵墙或者一个城市。建造一堵简单的墙，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体验。墙意味着分割，设计，区别，隐藏等等，要是认真对待，设计一道墙堪称一项最困难的工作。

我做过许多项目，不知从哪个说起，先从早前在伊朗的一个项目Namaz Khaneh (Prayer Room)说起吧，它很简单，就是一个露天盒式建筑奖另外一个套在其中，两个盒子上都有一道狭缝，指向沙特麦加的方向。麦加是穆斯林心中的圣地，世界上所有的穆斯林都会在日常的朝拜中面向麦加所在的方位。试想，你在这座盒子式样的建筑里，和全世界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分享同样的时刻。我想，我这个说法跟刚才所说的“建筑和艺术分处不同世界”可能有点冲突——因为这个项目的灵感来源于唐纳德贾德的盒子，那是我为德黑兰现代艺术博物馆而买的。这是我为一座地毯博物馆所作的景观设计。这座博物馆的建筑不是我设计的。博物馆开放后，我受到了一些批评，因为人们不喜欢混凝土盒子的粗砺和纯粹。设计的初衷是设计一个通向Ghebleh的信息指向标志，同时为少数人提供一个冥想或祷告的小空间。后来，一些阿拉伯建筑师把它称为“世界上最纯粹的清真寺”。我受宠若惊，愧不敢当。不过，也许是因为这个评价，这个小空间才得以保存至今。

与上述项目截然不同，我设计过的最大项目是位于伊朗西南部的Shushtar新城，这是一个阿迦汗建筑奖的获奖项目。新城是一个工业镇，集聚了许多工人阶级。这个小镇有三万人口，临河，并且横跨了这条来自舒希达老城的河流。我的理念可以说是一个慈善社会工程。我知道这太难过起来有点极端或自负，但是这个设想的目的是帮助这些乡村社区的人们提升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我全方位地参与这个规划，比如说，最好的大学前教育系统，提供文化和社会设施。通常，位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很难获得这些资源。在这个雄心勃勃的社会规划以外，我建设了一个高密度的水平城市，除了某些标志性的建筑之外，基本都是两层的。大部分的单元都有一个小型露天庭院。大部分街道都有着开阔的空间，比较短，尽是死胡同，很适合孩子们玩耍。城镇的道路归属于行人，类似于高层公寓的集合式停车场，在短距离，可以步行抵达的距离范围内，我们提供了所有教育、文化、购物所需要的设施。所有南北走向的狭窄街道都通往步行主干道，这个设计很像一个线性公园，形成了新城的脊柱，这条脊柱终止于河岸。

革命后，发展局被解散，建筑师被开除。当地人才向西部流失，小城镇人口向首都迁移，混乱的局面持续恶化，还有一个阻碍，那就是伊朗和伊拉克战争遗留下来的难民问题，他们占据了未完工的空建筑。这种情况一直缺乏控制。几年下来，管理不善愈演愈烈，变成了一本关于不作为最好的样本，总规划和这个半成品城镇渐渐被遗忘，整个项目也只能自生自灭。

问：能够结合具体的项目，来谈谈您在设计前是如何分析项目的？

Kamran Diba：我经常会思考人们在建筑内部，开放空间或城市环境中的生活。其实，我所作的就是活动分析。这超越了设计过程中的功能性和实用性问题。我会想象，假如我和建筑的使用者一起漫步其中，假设有可能发生的，把生机带进建筑里的场景，最终我总会想到设计一种人们乐于在其中生活的建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想建一个安乐窝，只是生活在这里，你可以体验到温暖，分享，团聚或者静谧。

我尝试回到“祈祷室”项目，以此谈谈我的想法和项目的起因吧！在构思这个位于空地上的景观时，我观察到附近社区的工人会到这里来祷告，但是在项目规划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祷告所面向的方位不对。所以，我找到当地伊斯兰教的毛拉（Mullah），请他给出正确方向的标识。由此，我产生了建造一个实体标识的想法，当然，我可以只给出一个物体，但我想营造一个建筑空间，好把来自于街道和城市生活的喧嚣隔离开，于是，这个指引方向的标记就变成了一道墙上的狭缝，一个非物质实体——你可能会问，这是不是受到了意大利油画家Luciano Fontana的启发？并非如此，我是基于对社会的观察才产生想法去建立一个功能性的结构，而不是通过其他的渠道。

我没有再回去看过舒希达新城，其实，那里的一切都始于我对社会生活和社会行为的观察。

“孤立”是伊朗当代建筑和文化最大的障碍

问：您在推动伊朗当代建筑和文化事业发展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Kamran Diba：谢谢赞赏。作为一个建筑师，我尽力去参与自己认为是具有正面社会效应，与文化相关的事。我会参与关于老城和传统都市肌理的讨论，而这个领域还没有来自官方和专业人士涉足，我反对那些新建的，缺乏灵魂的高层贫民犹太社区，那是对西方20世纪中期的大众住宅的一种糟糕模仿。我所考虑的问题是，如何为市民营造值得纪念的环境。

在我那个时代，伊朗所累积起来的一些经验，已经随着政权的暴力更替，文化的改变失落在尘埃之中。伊朗本是一个快步走向新世纪的国家，但革命不但没有让伊朗继续前进，反而将这个国家的始终拨回了50年前，我们在倒退。

问：对于伊朗当代建筑与城市发展的现状，以及建筑师所面临的局面，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Kamran Diba：伊朗的问题就是孤立。当全球化潮流在文化、社会和经济领域都不可遏止时，这个国家被隔绝于外部的世界。无疑，这种孤立是伊朗政府对进步的外部世界采取蓄意对抗的结果。最好的例子是，当伊朗的建筑师被委托在伊朗以外的其他地方设计大使馆和领事馆的时候，他们就需要与世界一流的西方当代建筑师抗衡。在西方的标准之下，我们是缺乏产品，建造技术的，在设计和实施中会遇到障碍。

另一个阻碍就是制度，我们没有能够推动优秀设计，改善建筑和城市质量的综合政策。经济受控于几个位于上层的中央机构，它们的目标是资本主义，或者顶多就是不带别的任何考虑的实用主义。文学和美学方面的考虑从来都不曾占据优先的地位，这个问题甚至在革命前就已经存在了。那时，我一直在与“为发展而发展”的概念斗争。鉴于这种情况，加之年轻人才的流失，发展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即便是那些离开伊朗到其他国家的精英，大多数也因为文化代沟和语言上的短板而被荒废了。

问：您对伊朗建筑传统十分关注。那么，您是如何处理传统延续和建筑创新的问题？

Kamran Diba：尽管外界都知道我受到了传统伊朗建筑的启发和影响，但我还是要说，传统建筑是受制于时代的，对应着特定的文化和技术。如果建筑师缺乏现代技术资源，同时也不了解与传统生活方式相关的建筑功能，他就无法创造出生活的乐园。总的来说，在二十一世纪，你只能在我们的生活里找到抽象化的传统生活方式的痕迹。因此，跟传统有关的，只能出现在当代建筑的DNA里了。

问：您目前工作和生活的情况如何？

Kamran Diba：最近几年我设计了一些私人别墅，这次采访里我想多谈谈多维度的公共项目，所以就不谈这些住宅了。现在我在西班牙，我是西班牙注册建筑师，也有自己的工作室。过去的五年里，西班牙的经济发展几乎停滞，建设领域缺乏投资，许多建筑师处于失业状态。不过目前我主要专注于绘画，已经举办过几次画展，也创造了一些艺术视频。

问：您如何看待自己的国际化工作和生活经验的意义？

Kamran Diba：接触多样的文化，设计、艺术和建筑作品，毫无疑问开拓了我的思维和视野。不同的文化都有着他们各自的特点。比如，德国和法国虽然只有几小时的火车车程，他们的设计却各不相同。从工业设计到建筑风格，莫不如此。你知道，看到的越多，就能把自己武装得越好，能够越好地去面对设计中的挑战。换言之，孤立只会限制自己的国际化视野，最终导致退化。

问：您还想分享什么吗？

Kamran Diba：我认为，困难和失败只会让一个人更加强壮。我想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尽量试着去享受你正在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