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规划“梁陈方案”败给前苏联专家意见

北京市五环路

3月26日，《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出台，明确河北省将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保定和廊坊将承担首都功能疏解及首都核心区生态建设的服务作用。该意见再将京津冀规划问题置于焦点。

百余年来，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北京市的功能和规划调整多次。民国时期，北平是河北省省会；新中国成立后，首都北京在政治中心之外应否兼具工业中心功能曾引发学界争论，其中最著名的发生在梁思成、陈占祥与前苏联专家之间。

本文试从一个角度还原这一对北京意义重大的争论。

前苏联专家

提出首都应是大工业城市

1949年12月，时任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在长安街六部口北京市政府办公大楼主持召开了城市规划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北京市各部门领导、在京的中方和前苏联专家。中国方面专家有梁思成、陈占祥等人。前者时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后者则是北京建设局企划处处长。

会上，前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提出要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长安街两侧建设新中国首都的行政中心。巴兰尼克夫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北京没有大的工业，但作为首都，北京应不仅为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城市。

前苏联专家的规划方案让梁思成和陈占祥大为吃惊。陈占祥之女陈愉庆回忆说：“巴兰尼克夫的话让父亲错愕。且不要说城市规划专家，任何一个受过系统城市规划专业训练的人，或稍有一些这方面专业常识的人，都不应该对一座千年古都为作出这样无知的规划设想。”

其时，北京内城人口已有130多万，面积62平方公里。什刹海等三海、故宫、各大公园约占去10平方公里。居民均集中居住于其余52平方公里的旧城，人口密度为21400余人/平方公里，远远超出8000余人/平方公里的现代标准。再加上新中国中央政府军政机关15万人左右，以及他们的眷属，预估达60万人。因此，行政机关所需要的面积，是原皇城机构所需的三倍。

作为一名规划师，陈占祥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疑问。例如，已经拥挤不堪的旧城，怎么可能容下突然增加的60万人口？假如为这60万人口在城外建宿舍，他们每天在老城的行政中心上班，每年要增加多少途中往返的时间以及能源方面的消耗？

再有，如果为了节约能源与时间，就近为60万人口建宿舍，那又要动迁多少老城居民？为拆迁户另择新居的成本，加上为行政人员在城内拆旧房建新房的成本，这将是一笔怎样耗资巨大的开支？

在会上，梁思成和陈占祥同前苏联专家进行了一场关于北京规划问题的激烈交锋。陈愉庆这样描述这次交锋：“当时，父亲刚到北京两个月。33岁的他此前不过是从一座又一座的学校大门中走进走出，而且基本上是西方的学校，完全不具备在政治风云中斡旋的常识。出席这样重要的会议，他居然连出席会议的领导是何许人都不清楚，更遑论去揣测领导的意图及好恶。”

多年以后，陈愉庆直截了当地问过父亲：“你知道参加会议的是什么人吗？有没有想过，假如你的意见和领导、前苏联专家相左，会引发什么样的结果？”陈占祥的回答是：“我当时根本没有谁是什么领导的概念，也没想过苏联专家如何。不管出席会议的是什么人，大家在学术上不是平等的吗？前苏联专家不过是友好邻邦的客人，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北京的规划方案罢了。我们想做的，只是让北京的规划最大限度地接近科学。所以，在前苏联人发言后，大家一言不发，冷场了很久，我就不假思索地谈出了自己和梁先生对北京未来规划的意见。当然，我们的意见和前苏联专家是完全针锋相对的。”

会议结束后，梁思成与陈占祥一致认为，北京的城市规划事关一座千年古都未来的命运，作为规划专家，他们责无旁贷。经过反复商议，梁陈二人决定拿出一个具体的文字方案，全力以赴据理力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