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幕：建筑设计，是选择题还是应用题

纵观中国标志性建筑，似乎八成以上都出自国外建筑师之手。难道我们本土的设计师想不出那样的建筑设计么？还是说“洋设计”已经成为建筑界的一种时尚？

改革开放30多年，建筑市场虽然在逐步繁荣，但是很多设计理念可能还是处于将国外设计进行消化吸收的“拿来”阶段，这与现在设计师的生活体验和眼界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人说，中国的设计师只需做一道选择题，从众多的设计方案中选择适合中国国情、适合当地需要的那一个就算完成了所谓的任务。可是国家体育馆、世博中国馆这些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建筑艺术体同样不逊色于国外的建筑设计，相对于选择题而言，这是我们自己提交的能够体现中国文化底蕴的最好的应用题答卷。

幕起

郭明卓：我们设计院和国外建筑师事务所联系合作的比较多，我觉得他们还是遵循现代主义的原则，大家有没有看过雅典宪章，到现在基本观念也没有改变，像我们所熟悉的贝聿铭先生、德国的GMP以及美国的SOM等。ＳOM设计的金茂大厦就是典型代表。外国的建筑师来咱们中国做建筑，就会借用大量中国元素，但是他们的确做得很好，而我们中国本土建筑师往往除了千篇一律地做大屋顶之外，很少融合其他元素。金茂大厦既有中国元素，又有强烈的现代感。

现代建筑理念不是摒弃传统，而是应该吸取当地的建筑文化、人文特征等，将其融入设计里，还要结合当地的气候特点来做设计。客观地说，我们所说的“洋建筑师”做的多数设计还是主流的居多，只有极其个别的除外，比如鸟巢就是另类建筑的杰出代表。我们常说鸟巢是用了高于平常多达四倍的材料和四倍的造价，最后做出来的效果却很一般。你去现场会发现：无论是观众的休息区还是自由活动区域，设计的都很压抑、毫无特色。里面光线很差，内场也很一般，没有任何创新，去掉华丽的外壳，鸟巢和普通的体育场大同小异。资金全部花在表皮的处理上的确欠妥。

另外还有扎哈·哈迪德设计的广州歌剧院，我个人也不是很看好，整个建筑白天看效果一般，晚上灯光透出来效果好一些。坦白地说我对这个建筑一直很迷惑，在广州的中轴线上搞这“两块石头”，寓意是什么呢？石头和歌剧院有什么联系吗？这和广州的地域特征有联系吗……我认为，这个建筑完全没有考虑到广州本土文化、文脉的连贯传承，更没有顾及到当地的建筑元素，包括亚热带的气候特点也没有注意到，搞这样纯粹封闭的建筑形式是不合理的。诸如这样的“洋设计”是不值得提倡的，为了震撼世界，搞些这样的建筑可能在政治上会有效果，但是从专业的设计角度还是不应提倡这样的建筑形式。

但是，媒体很推崇这样的建筑形式，越怪异的建筑越能吸引媒体的目光，这样的舆论导向是不专业的，长此以往会将中国的设计引入歧途，也会给当权者尤其是地方官审美标准带来不好的影响。

我有一个比喻，就是大部分的建筑应该作为大合唱的一个普通歌唱者，应该服从整个城市的规划，自己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当然特殊性建筑除外，个别地方是需要建设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但是这个建筑只能是整个大合唱中的高音，试想一下，如果大合唱中全部都是高音，就会变成噪声，难听至极。

现在珠江新城的四个标志性建筑，我认为将来建设成功之后，不见得会有多好的效果，一个博物馆，一个歌剧院；一个是方的，一个是不规则的。图书馆做成倾斜的，少年宫很难看，广州最不“上镜”的建筑，从没有看到这个建筑被公开登载。可以说这四个建筑各唱各的调，在中轴线上毫无关联独立存在、格格不入。

对于“洋建筑”，我们要仔细分析，他们中有很多高水平的建筑师，同样良莠不齐也会有一些“乱搞”的建筑师。我曾经也写过一些文章专门探讨这个问题，围绕“建筑要简化”这个议题，避免我们建筑师像做雕塑一样去做建筑，过分去专注于外形，我们应该更多地注重功能，要回归主流。我曾经和GMP合作做过项目，也和保罗·安德鲁做过大型体育馆，他们对设计理念的确有深刻见解，我们应该多向他们学习 。

欧洲国家并不欣赏库哈斯、扎哈这样的建筑师，他们更倾向于做简洁的建筑。从历史发展来看，这其实就是建筑的形式和功能的博弈，古典主义就是功能服从于形式的，形式是占主导；而现代主义“造反”之后，形式开始服从于功能。从实质上来看，营造的建筑空间都是为人类服务的，功能领导形式才是正确的原则。如果让功能服从于形式，先做好外形，再将功能塞进去，这就会造成很多比例失调，甚至会造成部分空间浪费，所以回归到主流来讲，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建筑师首先应该从功能上去考虑，形成建筑的空间，进而再去考虑建筑的体型，当然这个体型是可以进行调整的，合理调整从而达到美观实用的目的。作为建筑师要明确这两者的关系。

讨论现场

陶郅：从大环境来看，建筑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是一个“度”的问题，复杂过度就是怪异，简单过度也不可以，你只能在这个区间内去把握。建筑设计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就像时装一样，随着时间的变化，个人的喜好也会变化，建筑也有自己的发展流行规律。作为一般性的规律来讲，大量的城市建筑应当是背景建筑，特定的地域，特殊要求的建筑就应该按照自己特立独行的想法去操作。

建筑过去的发展速度很慢，地域特征很明显，是因为各个地区都是封闭发展，没有现在先进的传播媒介，信息沟通的速度也很慢，做建筑的可能就在自己的领域内，按照当地的地域特点，当时也没有建筑师，只有工匠们去仔细琢磨，做出适合当地的建筑。生活的时间轨迹很慢，几百年的发展变化都不大，整个民族或者地区的建筑风格也比较固定。

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是全球的经济强国，大国，这就导致我们的文化具有极强的优越感。相对来说我国建筑文化成熟很早，唐宋时期已达到巅峰状态，加上经济发达，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看外国就像现在美国看其他国家一样，出了自己的国家都是乡下、落后地区。文化的自缚性也很强，我们很早就有很完整的典章制度，因为完善所以经过5000年的发展还能延续下来。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世界才开始进入现代化，中国才慢慢融入世界的文化。

因为各自的价值取向不同，现代建筑在欧洲兴起，在美国成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急速膨胀，导致建筑的发展飞快，原来用石头建教堂的方式是跟不上这么快的发展速度，所以我们就必须要选择新的方式，这个时候技术也产生了，各种配套的设施也日臻完善。美国由于没有历史的包袱，大量的摩天大楼得以建成，而我们国家现在就是美国当时的情况，城市化这么快，据科学估计我们国家的城市建设量还要再翻一番，这个建设量是巨大的。。

法国也有这样的过程，他们曾经做过立面为700米长的建筑作为工人住宅，当时没有时间去做长远的考虑，只是为了给这一群体解决住宅问题，但是后来伴随发展慢慢就摒弃掉错误的“短视”设计，整体建筑水平也就提高了。

在当下来看，建筑师、市民、官员考虑问题没有很好的交集，政府想要一些政绩工程，而设计师需要考虑责任等问题，还有自己个人抱负的实现，老百姓需要有地方住，能买得起价廉物美的房子，三者没有任何聚焦点。

另外，大量“洋建筑师”来我国淘金，也是因为他们在国外的工作状态，他们几乎没有机会去做建筑设计，简单地说就是他们根本找不到工作，仅有的工作也只是对既有建筑的改造，不像我们国家刚刚毕业的建筑系学生就有机会去做庞大的体育馆项目。我们国内建筑师的机遇确实很好，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国外建筑师接受的教育的确走在我们的前面，他们自己的专业教育与文化教育、艺术教育结合得很好，都进行过合理的交叉配套，而我们国家的建筑教育是很封闭的，各个学科没有交集，建筑师不知道最基本的室内设计知识，不了解景观设计的基础原则，建筑学科专业分的过细，大家在一起做项目却很吃力，彼此对各自领域完全没有概念，无法实现“无缝连接”。

整个国外的建筑教育系统也很完善，合作关系非常协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国家的建筑师要做的项目太多， 国外的建筑师都是一年做一个住宅或者一个小型商业建筑，他们可以抠得非常细致，甚至每个茶座的位置都可以亲自去考量，我们国家在这点上永远不会这么做。

现在媒体的发展速度也很快，媒体的特点就是一定要有话题，一般性、普通型的建筑很普通就构不成话题，对老百姓来说能构成话题的就一定是怪异的，怪异并不一定就是好的，就如同这些明星大腕，未必学院派的、理论性强得就好就出名，刘德华唱的歌好吗？并不然，只要有噱头、有卖点，他就是最出名的。正好我们目前的建筑文化也处在这样的状态，以前是注重表皮设计，柯布西耶的五个原则之后，至少发展了三四十年，才出现了后现代。因为大家觉得当时的东西太平庸、太不可理解了，所以出现了后现代派。后现代的建筑过了几年之后，讲来讲去还是一个形式的东西，没有很深的哲学内涵，所以后来又开始做解构主义。解构的难度太大了，不是一般人能做的，所以它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也不是很大。

随着计算机软件技术及动漫的发展，建筑设计有了质的飞跃。不管是电影《唐山大地震》还是《阿凡达》，都是通过建模技术做出来的，如果没有强大的计算机运用能力和软件技术，是画不出现在的建筑形式的。现在是将外部的参数数据设定好，直接用软件生成建筑模型。这种生成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只要改变某个参数，整个建筑的形式也会跟着改变。比如外墙的采光率需要多少，采光形式是怎么样的，采用玻璃以后又是怎么样的，把参数输入进去以后，随之变成人机对话的语言，这样就会生成具体的建筑模型。像哈迪德设计的那些建筑，如果不是通过软件，根本是做不出来的。

郭明卓：像哈迪德设计的那些建筑，如果不是通过软件，根本是做不出来的。建筑是不是一定要做得这么复杂？我觉得也没这个必要。

陶郅：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现在还无法预知参数化以后的时代是什么，实际上欧美的各个大学现在做的就是对参数化进行颠覆性的批判，他们要“另起炉灶”，所以一些小圈子就在全心全意地研究，当研究到某个程度的时候，社会正好发生了变化，自然就会有更新的东西产生。而我们现在缺少的就是这个机制。我们永远只是跟着他们后面走，而日本现在也是这样，人们也没有看到哪个建筑流派是从日本开创的。尽管他们也是模仿，但他们学得很好，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建筑文化放在现代建筑理念里面。但是他们没有创造出一些颠覆性的、自己的建筑文化语言出来。而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肯定要有这样的理想。我们最起码现在不能做出一些垃圾。虽然鸟巢、央视大楼受到了很多人的批判，但在某些方面它还是美的。外方设计师在设计这个作品的时候，也有他们自己的审美标准，而对于他们的这些标准我们可以不要、可以批判，但是它对于一种建筑文化语言而言是成熟的。如果鸟巢让我们去做设计，使用同样的钢材，我们也不一定做得那么好。人们当然可以说我们可以从根本上否定这些东西，我们国家可以不要这种建筑。但是你不能否定它的建筑价值。像央视大楼这样的建筑还是创造了美的价值的，还是有美的成分在里面。相比鸟巢，水立方的争议比较少，因为它有水的概念，有膜结构的概念，但实际上它也是很奢侈的建筑，但是它也创造了自己的建筑语言。

作为青年建筑师，大家也要有这种敏感。首先我们要追赶上国外设计师的思想，但我们不能总是处于追赶者的角色，因为我们是泱泱大国，需要有自己独创的建筑语言。国外设计师在做建筑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历史文化包袱，我们看不到福斯特在英国做建筑有多少英国文化的影子，他完全是按照建筑的本身来做设计；SOM也同样没过多地考虑美国的传统文化是什么样的。其实中国建筑不能总是考虑如何把传统元素加入到建筑里面。建筑文化不能这么狭隘地理解，岭南建筑只是一种设计思想。

郭明卓：对，现代主义的设计思想逐渐在广州这个地区发展起来了。比如结合本地的气候条件、本地的人文特征以及过去历史上发展下来的设计元素。比如建筑遮阳，哪个国家都会做，我们怎么能把遮阳板作为岭南的建筑风格呢？包括骑楼，这些元素用多了以后，就形成了岭南建筑的一种特征，开敞、通风也是如此。如果岭南建筑师在其他地区设计建筑，可能就不这样做了。其实这只是一种设计思想而已，并不是一种派别，也没有必要形成一种流派。但是岭南建筑这个设计思想体系是存在的，是先进的正确的设计思想，它的根源是从国外传过来的现代主义思想。所以我主张走主流路线，比如现在计算机在建筑设计中的利用。当然我们也没必要通过计算机做那些古怪的建筑，还是要做更实在一点的东西。

薛杰涛 广州市冶金设计院有限公司助理建筑师

薛杰涛：其实建筑师都是很有个性的，也很有理想，但是有时候现实和理想还有一些差距。比如自己觉得设计的作品很不错，但到甲方或者领导那里就会被修改得面目全非。在做设计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自己设计的一些东西比他们要好，一定会有这样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当一些大设计师或者领导拿过来修改以后，就觉得完全变了。

陶郅：问题是修改以后，是修改好了还是不好。比如，我们现在修改学生设计的作业时，我们的价值判断和设计师是不一样的。建筑师的工作并不是纯学术的，也不像学生做作业那样，建筑师是有特定的甲方，学生不会知道甲方喜欢什么，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价值判断。我们参与过的评标比较多，会针对一些问题对设计师的作品提出合理的修改意见。使其更符合现实的需要。

郑伟强：我们设计院也是这样，很多年轻设计师都有很多新想法，他们的这些想法也都很好，但要符合甲方的要求才可以。有些开发商受专业知识的限制，看法有些偏颇，但是我们也不能要求开发商拿着真金白银去让你实现理想，因为他们要卖房子、要盈利，所以他们必须要面对市场，市场不接受的他们绝对不会做。对建筑师而言，理想虽然很重要，但首先还是要生存下来。

陶郅：现在的建筑市场很大，设计师根本不用像以前那样发愁没有项目做。这个项目做不了，还可以做另外的。核心问题是你在这个项目里是否全心投入了，只要你有全心投入的决心，没有不成功的。我们设计院之所以现在得到了很大的认可，就是因为我们从来不在私下“搞名堂”。我们设计院的领导会知道没有中标的原因在哪里，并不是说中标了就很伟大。即使有些方案中标了，也会认为你这个方案做得不好的，而有些没中标的设计我们也会认为是做得好的。建筑师其实不是高科技的行业，只要你力气花多一点，当你有话语权的时候，你就会慢慢成功；没有话语权，你就会越来越远离中心。

郑伟强：建筑师还要有知识的积累，因为你出去谈方案的时候，如果甲方比你知道的更多、你的知识没有他们丰富，那肯定是不被看好的。如果一味埋头苦干，对外面的世界根本没有了解，那也是根本没法和别人竞争的。另外，如果你经常出去看看其他人设计的作品，也会增长自己的见识。

黄正航，广州市住宅建筑设计院（富力集团）设计部主任

黄正航：我再给年轻设计师提些建议，有时候年轻设计师的作品报送给领导以后，全部被别人改掉了，觉得很郁闷。为什么自己认为对的东西别人不接受呢。我们常说，要别人听你的，你首先要听别人的。取别人的意见，把别人的东西听进去了，别人才会听你的东西。首先要分析领导为什么要改你的方案，尝试从他那个角度去考虑问题，知道他的需求。考虑到这些问题后，就说明你成长了，以后你的设计作品也会慢慢被接受。

说起洋设计师，他们当中有一些就能做到先听别人再让别人听他们。我们公司聘请过一个英国设计师，作为商业建筑的设计顾问。我有个商业地块设计陷入了困境，去请教他。他首先问我是怎么考虑的。听了我的想法后，他就开始动手画，每画一完一部分，他都会问我的意见，并且问我有什么想法。最后当他把设计做好后，我就觉得这个设计做得“很帅”。最重要的是，好像是所有想法都是我说给他听的，他只是把我的想法画出来，但是我却从来没有想过会设计成他的那个样子。高手就是这样，虽然是他在做设计，但给我的感觉是自己也参与进去了，同时我也很接受他的作品。

郑伟强：其实，很多人都在批评洋设计，但是从另外的角度看，虽然是倍受批评，但是为什么他们还能够继续做下来？其中肯定是有道理的，肯定是迎合了甲方的某些需求。

陶郅：广州歌剧院第一轮和第二轮都是我们第一名，最后还是让哈迪德“拿下”了。现在这个建筑做好以后我们发现自己的设计确实不如她。像哈迪德这样，她最大的价值在于她创造了一种建筑语言，你可以不喜欢她的作品，但她确实是创造了一种建筑语言。这是我们建筑师终身追求的。她不需要和你的文化统一，就像盖里一样，如果让盖里设计歌剧院，那么他也还会设计出和毕尔巴鄂博物馆一样的作品。这种现象似乎给我们另外的启示。

我们的认识是否可以改变一下，我们不必强求说这个是广州的建筑，那个是北京的建筑，深入思考一下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因为也许建筑文化的意味除了建筑本身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所处的城市自然大环境。因为现在已经是多元社会了，没有一种建筑风格能够代表中国整个的建筑文化。因为一种风格一定是独特的，一种风格和流派一定要有特定的东西表现出来，不能说是一种思想就代表了你的风格，而必须要有作品出来。比如解构主义，把相应的作品拿出来，人家就知道是解构主义的作品。这也是最难的境界。比如现在国内的建筑师王澍，他以他一以贯之的手法处理他的建筑，慢慢形成自己的建筑语言。

郑伟强：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电影可以说服投资方按照编剧或导演的思路拍摄，时装的失败成本也比较底，绘画画出来的东西你也可以不看，但建筑不行，花费太大了，受制约的因素很多。

陶郅：国外的是杂志来评的，不是建筑界来投票。

会后合影

幕落